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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8 13: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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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章诒和撰
自打反右运动一起头儿，父亲（即章伯钧）就开始琢磨着反右的结局和自己的下场，甚至在毛泽东还没想好怎么处理他的时候，他就在家里把自己处理了一回——让警卫秘书王锁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东客厅，请他们围着平时吃饭的圆型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亲客气又郑重地对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我现在犯了政治错误。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叫我章部长了，可称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于一侧的王秘书赶紧声明：“在我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须继续称呼您为章部长。”
此后，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我们准备过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国人社会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权力所给予物质待遇之厚薄上。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慢慢地，父母开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与中国历史同样渊远流长的世态炎凉。亲近的、亲切的、亲密的，一个接一个地疏远、疏隔、疏离了。而且，越是亲近亲切亲密的，就越发地疏远疏隔疏离。诸如，二十年代一起参加北伐战争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发起“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第三党人，四十年代参与筹措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们当初当年当时结识章伯钧，便是一种错误。唯有（19）57年的政治风雨，才拨正了他们所在党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着他们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样子，父亲也跟着替他们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亲到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去参加政治学习。在回家的路上，大老远便瞅见个老熟人。这也难怪，五十整的年纪，眼神正好。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书长，叫辛志超。他不仅和父亲、母亲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门坎儿，他是跨进跨出的。每每在与父亲谈正事之前，都要给我姐妹俩讲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说的是燕都旧话，再与那满嘴的京腔京韵相搭配，我俩听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从沈钧儒开始往下数，来家里开会、谈事、作客、聊天的，不下几十个。要论个生熟咸淡，眼下这位离母亲不远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内。所以，我很能想像母亲认出他时的那股冲动、那般欣喜及那份热情。
母亲挥动着手，向他飞奔过去。辛副秘书长停住脚步，四下里张望。当他那双近视加老花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终于辨清来者为何人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转身180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亲傻站在街沿。她对老熟人或许有很多的话要说，或许只想问声好。她有如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泪便扑簌簌地滚落出来。在父亲的询问下，母亲讲述了街头刹那间的经历。
站立一旁的我，简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辛伯伯，怎么会不理我们的妈妈呢？”我为如此熟识的人能做出如此绝情的事而愤怒。心底还有一种母亲受辱自己也跟着受辱的感觉。
母亲为自己的不识时务、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叹道：“解放前看的《红楼梦》和解放后读的马克思，都算白费了。连熟识的人才专做绝情事的起码常识，都没能学到手。”
父亲则劝母亲心放宽些、看得开些，语重心长地说：“大到一个政党的背信弃义，小至辛志超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国官场的传统。”不过，父亲也从中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必是孤独自处的末路。除非钦定的章罗联盟和反右运动被钦定者推翻，而这个“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忧心忡忡的我问道：“爸，人当了右派，怎么别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难过了？”
我的问话，使父亲激愤起来，滔滔不绝：“只有在中国当右派，才是这个样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晓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体面的。议会里，还有他们的席位呢！与左派仅仅是表明政见之不同罢了。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左派、右派、中间派各自发表看法，陈述主张，申明立场。因为各派所持立场、主张、看法不同，它们之间势必要有激烈的辩论、争执以及相互攻击。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现像，并受法律保障。西方国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经过这些辩论、争执和攻击的考验或矫正。现在，老毛把右派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划了个资产阶级成分。那么，左派与右派便不属于思想差异，而视为革命与反动的政治对立了。在我们这个国度，谁一旦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难过了。国家、权力、舆论、党派、社会、朋友、甚至家庭，都会纠合成为一股力量，不断地打击、迫害、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在这个问题上，我原以为新社会要比国民党做得好一点。现在看起来，和过去没有太大的不同。”我自幼就爱听父亲说话。因为他说的，和报纸上登的、收音机放的、课堂里讲的，都不一样。他不从属于别人，他只属于自己。
或许因为情绪激动，父亲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母亲不让父亲继续往下讲，打断他的话头：“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说这些，而且一句一个共产党，一句一个老毛。从前你可以这样说话，现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这样讲了。你在家里讲，万一传到外面，人家真要说章伯钧反动到家了。虽然我们看不惯黄炎培，儿子划成右派，自己跟共产党反倒更加亲近。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和过去一样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
我知道母亲“训”父亲，是因为母亲疼父亲。特别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没剩下几个。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会，父亲就像吞大鱼大肉一样，全部咽下。而母亲这番雨丝风片般的“训”，对父亲来说，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亲听完“训”，一不反驳，二不申辩，三不坚持。自己一个人回到书房。我也紧跟着进去。当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的皮转椅上，他的脸色分明阴沉了许多。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我在想，社会上已经失去“面子”的父亲，是不是觉得在家庭里开始失去“里子”了。父亲失去的再多，哪怕父亲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声不吭，站立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也一声不吭，双手交叉于胸。他的外表是平静的，然而心里必定很难受。六十多个年头的人生，在心窝子里一次次跌宕翻腾。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唯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塌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静，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行，拟指示，呼口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种生活、追求和乐趣，给撅折掐断，戛然而止了。这番光景，好似一个有名气的演员，戏唱得正带劲儿的时侯，被轰下了台。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奋的锣鼓，丝竹，灯光，油彩，底班，龙套，跟包，观众，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一大早起床，父亲不必忙着漱洗用餐，既没有机关让他去上班，也没有单位请他去讲话。上午到下午，父亲不必忙着东奔西跑，既没有事情等候他处理，也没有会议需要他参加。从早到晚，父亲不必忙着前庭后院的穿梭，既没有人按动大门的电铃，客厅里也没有响动的，书房里更没有摆放好的文件、报告、公函、书信，亟待拆阅。父亲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厚厚一叠，他的眼睛像架扫描仪，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扫”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开大小的《参考消息》，读得仔细，看的时间也最长。
父亲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有时侯《参考消息》送进门，正巧父亲要去方便。他能拿着它，在卫生间里呆上几十分钟。要不是母亲催我也叫唤的话，不知他坐在马桶上还得看多久。老实讲，能得到这一点消息，也来之不易。因为父亲在必须接受右派帽子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希望今后自己能够继续看到一份《参考消息》。
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做了。在以往杂乱忙碌辛苦劳累疲惫困乏的时侯，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闲适的日子。现在，他向往的日子来了，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宁清静恬淡闲适。（19）57年以前，那时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亲每隔一、两个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带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颐和园、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现在，每天都可以搞郊游，父亲却呆在家里，不爱动弹。说来也是，父亲乃职业政治活动家，现在打发他去过既无政治、又无活动的生活，他浑身上下能得劲儿吗？父亲常一个人独坐书房。黄昏时分，书房内一片幽暗，他也不开灯，凄败之色在脸上尽情地铺展，犹如把自己自觉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顾茫然……
年轻的我很难体会出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但我发现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痛快了。填好的入团申请书，被告知作废。政治课老师拿我的思想小结或学习心得作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发抖落。班干部和积极分子都不怎么搭理我；干部子女身份的同学把我从圈内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学又不敢把我从圈外划入圈内。一个先是团支部书记后当上学生会主席的同学，时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并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机会，随时向我发动攻击。站在学生官儿的位子上，她的每次行动又总能纠集到同伙。一旦我陷入挨批的处境，就觉得自己也当上了爸。这时我心里也着实纳闷儿：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只要怀上一颗革命的心，怎就穷凶极恶起来？下午自习课后的自由活动，是我最难挨的时光。看着同学三三两两的闲聊天，拉帮结伙的搞活动，就好像一支行进中的浩荡队伍单把我抛撇在外头。我孤零零地伫立于操场东头的老杨树下，看着渐褪的夕阳，即使什么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泪就流成了行。为了排遣空虚，我能借个蓝球，一口气玩它几个小时。
我的同学、已是北京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队员的洪钤，瞧我投篮的兴致如此之高，便对我说：“你那么爱好体育，找个机会我推荐你去业余体校学打蓝球吧？”
我回家把这事儿跟父亲说了。父亲这下可找到一个分析事理的机会。他口若悬河地讲起来，认为洪钤的通脱，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响。然后，告诉我戏剧家洪深出身官宦门第，且毕业于哈佛。再后，又向我讲述了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一案，而如何改变了儿子的人生道路。最后，父亲建议我去看看曾朴的《孽海花》，说那里面影射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很有意思。由此，我发现讲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亲的话头。他，真的寂寞。
时间一长，我打球的热情开始消衰，决定不再去体校。下午放学回家，把功课做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做。东翻翻，西看看，从北客厅遛到南书房，又从东客厅逛到西卧室；再不，打开收音机，从孙敬修娓娓道来的童话故事，一直听到斗嘴架势的歌曲《社会主义就是好》。
无事可做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做的女儿。他问：“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草？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给官方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评我“心上长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书画。理由是：“如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听后，父亲大惊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奋，情绪之昂扬，活像当天我要给他做大寿。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工，不叫洪秘书插手。什么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明、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澂、康有为等人，以及我当时就认不得、现在也记不起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父亲每搬来一样宝贝，都要数落给我听，抖落给我看。
见他两手灰尘一脸汗，我心疼得叫：“爸，别搬了。”他却乐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母亲被父女俩昂扬的热情所感染，也陪着我们高兴。可一旦发现父亲有时亮出的宝贝是她压根儿没见过的，便有些愤愤然，对父亲说：“你这个老头子！居然藏了这么多好墨好纸。我给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写了多少书信，你都不把好纸好墨给我，现在小女儿只说了一声要学书画，八字还没见一撇，你就把好东西都摆出来了。”
母亲说这话，最初只是嗔怪，后来她还真的呕了点子气。父亲赶紧陪笑。
继而，是关于请谁来当我的老师问题。
父亲说：“教你写字的人不用请，你妈就是最好的老师。”
母亲的书法特棒，这是党派圈内众人皆知的事。抗战时期“民盟”给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亲用正楷誊写的。她正经八百一手颜体楷书，连周恩来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前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母亲接到被聘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的委员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筑家，又非美术家，怎地成了委员？后来遇见周恩来，周说是他提名的，说：李健生懂书法，对碑文的设计可以出些力。
母亲从如何握笔提腕运气开始教我练字，让我从篆隶练起。挑了一本邓石如的《石鼓文》册页，叫我天天临摹、反复书写。说什么时候练熟了，写得像个样子，才能歇手。我爱练字，更爱父亲给我布置的书房和他给我的每一支笔、每一张纸、每一块墨。每天做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前，先练字。母亲不怎么看我写，写完后她用朱笔批阅。整个字都写得好，在这个字上勾个大圈圈；字的某个局部写得不错，就在这个局部画上小圈圈。一张大字经母亲的批阅，变得像人工绘制的地图。
父亲则是个持久的看客，我只要展纸提笔，他便在我身后走走停停、停停看看。管我写得好歹，父亲是一概欣赏。他在不停地夸奖我的同时，还不断地自责，说从小没有把字练好，现在眼瞅着女儿超过了自己。其实他的自责，仍旧是对我的欣赏与疼爱。在我写字、母批字、父看字的工夫，我们忘记了各自的不幸和共同的寂寞，一起感受着快乐。尤其对于父亲来说，无论是给我布置画室，还是看我练字，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丰草，润泽着他的心田。
谁来教我画画儿呢？父亲决定给我找最好的国画老师：“你看，陈半丁怎么样？”
我说：“当然好啦，只怕太高，我够不着。”
父亲笑了，说我傻。因为投师皆投于高门之下。
父亲把洪秘书叫来，让他与陈半丁联系，问问：这个星期天陈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带着他的女儿登门拜访。不一会儿，就有了回话儿，说半丁老人非常欢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听到这“非常欢迎”四个字，父亲实在舒心。
我问：“咱们去之前，干嘛要打听清楚陈半老住不住在西四？”
父亲答：“他有两个家。”
我后来才弄懂父亲说的“两个家”，是个啥意思。
陈宅，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陈半丁，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老头，面部所有的线条都流畅圆润，眼睛炯炯有神。“面如银盆，目如朗星”，是评书里形容男性的惯用词语。我觉得把这个惯用词语套在他身上，“银盆”略有些过分，而“朗星”却很是得当的。
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摆着用玻璃杯沏好的两杯热茶，这显然是给我们的。望着杯子里尖细的茶叶载沉载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绿染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杯水之间，能呈现如此的清幽和美丽。它的诱惑，简值有如饿汉面对着一道美食。实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开了，一口、两口、三口，直至喝干，然后兴奋得对父亲叫嚷道：“爸，我喝的这是什么茶呀！会这么香？”
陈半丁说：“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给你们预备好的。”
父亲见我如此牛饮，便道：“陈半老，请莫见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红茶罢了。”
父亲细细啜饮，对茶味的醇和与茶香的绵长，赞不绝口：“这里的茶，让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诗句和因吃茶把家产吃空的故事了。”
从这话里，我能感受到父亲因获得碧螺春规格的礼遇而产生的快慰。父亲曾说过：如到别家作客，从外国人给你预备的杯盘刀叉和从中国人为你冲泡的茶水里，大半能判别出这家主人对你欢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亲问陈半老最近在做些什么，陈答：“我在大跃进。”
父亲困惑不解：“画家怎么大跃进？”
“画家的大跃进，就是把画越画越大。”陈半老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自己的画桌说：“这张桌子够大了吧？不行，不够大，要画更大张的，我就挪到地上画。后来，这样画也不行了，要求画更大更大张的，我就搬到院子里画。”
讲到此，他把我们父女带至客厅门口，让我们目测这所四合院的庭院横有多宽，竖有多长。父亲听得直摇头。
陈半老说：“因为大跃进的缘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院子的尺寸。跃进到最后，院子有多大，我的画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这样大的画，该如何画呢？”
陈答：“脱了鞋，站在纸上、蹲在纸上或趴在纸上画。西南角画它一棵松，东北角涂它一架藤，松枝旁边添石头，藤蔓底下开菊花……。至于这幅画的全貌，我也难知。因为画完以后，我家无法张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悬挂这样的画。”
一阵闲谈后，父亲将女儿想学画的事说了。
陈半老一口答应收我为徒。父亲向陈半老请教，画坛收徒有何规矩及礼仪。陈半老说：“你家是下午喝红茶的洋派，那些规矩就免了。”
我问陈半老，今后是怎样个教法？答曰：“画好一张或数张，拿来我看。”
在归途，兴致不减的父亲还带我到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逛了一圈。回家见到母亲，我还没来得及说个子丑寅卯，他老人家便抢先一步“报导”。我很知道父亲足足高兴了一天的原因是什么——陈半丁没把他当右派。
父亲自己也看出来，要陈半老一枝一叶、一山一石地教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决定重新物色个更加适合于我的老师。这时，父亲想到女画家潘素。
我问：“谁是潘素？”
“张伯驹[1]夫人。”
“谁是张伯驹？”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2]。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父亲，而在是我的脑袋里，想像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这样地值钱。
“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罗伯伯（指罗隆基）不是常爱唠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么？这诗句是谁写的？”
“杜牧。”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必张伯驹是风流倜傥，器宇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张伯驹把这些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部长沈雁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父亲认为：张伯驹此举虽行于一时，其事却足以传后。
我继续追问：“爸爸，那张伯驹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或做过什么工作呢？”
父亲笑了，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这个回答让我吃惊不小。
父亲随即解释：“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经过洪秘书的联系，与张氏夫妇会面的时间定在周日上午。如果说，头回去拜望陈半丁是怀着尊敬和不安的话；那么，我这次去拜望则是揣着兴奋与好奇。
我家住在地安门，张宅位于什刹海。两地相距不远，我们还是驱车而往。老“别克”小轿车驮着父亲和我，慢慢驶出慈慧殿，经地安门，向西拐入前海西街。路过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筑：高高的灰墙紧锁园内的美景，大门正面精致壮观的影壁，足以显示出主人的尊贵地位与煊赫身份。“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司机告诉我们：“郭老（沫若）搬到这里来住了。”
父亲听后，默不作声。我知道，这个从1926年留德归来便相识，一起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一道流亡日本，搭档数十载，合作默契的朋友，如今已形同陌路了。
车绕过银锭桥，便是后海。岸边的垂柳在风中摇曳，荡漾的湖水在阳光下闪亮。这儿像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据说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银锭观山”。老“别克”在一扇朱漆斑驳的小门旁边停下。
警卫员按按电铃，没有响动；拍拍门环，无人应承；再伸手一推，那门便开了。我心想：家藏丰厚的张伯驹，不设门房罢了，怎地连大门也不关？
跟着父亲走进去，发现这座宅院不大，也不规整，既非中规中距的四合院，也不是错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势挺高，座北朝南。进门是个小天井，东头有个门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间起脊北房，西边是一间偏厦。南头，一张石桌两个石墩依墙而立。东墙，挖了个月亮门，门里另立一栋小阁楼，高高在上，并以石阶将阁楼与北面的正房连接起来。院子里，有几棵桃树，还有一棵大芭蕉。看来，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设定的。
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丰盈，面孔白晰，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
“章部长，欢迎您光临寒舍。”虽然说的是北京话，却带着吴音。温声细语，吹气如兰，而这恰与她的端丽玲珑的容貌相配。我断定，她不可能是别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着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还没等爸介绍，便说：“这就是女公子吧？”接着，把我们引入了北房正厅。
她见厅内无人，即转向西侧的里屋，喊道：“伯驹，章部长来了。”
与正厅相连的西侧里屋，是画室。张伯驹穿着古铜色中式夹袄，站在阔大而周正的画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倾，双手背在腰后，眼睛半开半阖地打量着铺展于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画作。听见夫人的喊话，他不紧不慢地离开画室，跨进正厅，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父女，并用手势招呼我们坐下。
与陈半丁的热情相比，张伯驹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亲发问，他作答，且措辞简短。倒是满脸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许多话。夫人的巧于酬酢，越发地显出张伯驹的闲散平淡。父亲是第一次登门造访，西服领带，高车驷马，极其郑重。而张伯驹似乎就没把父亲当做贵客、远客或稀客。好像我们这一老一少，是三天两头来这里串门聊天的。
父亲很快与张氏夫妇切入正题，说：“我这个读高中的女儿，想学点国画。不知潘先生可愿收这个学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语几句，尔后一团和气地说：“既是章部长的女公子愿意向我学，我自然也就愿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个章部长，仿佛不知中国有反右，不知父亲是钦定天下第一右派。
父亲问潘素：“小女该如何拜师？”
没等她回答，张伯驹把手一摆，说：“不用。”
“小愚，快，快给老师鞠躬吧！”
父亲令下，我立即双脚并拢，双手垂直，向初次见面就有好感的潘素，深鞠一躬。遂问：“潘先生，我什么时候到您这里来学画呢？”
听了我的问话，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边，两人又在低声交谈。父亲大概以为他们有什么不便之处，就主动开口：“贵府如有不便，我可以用车接潘先生到我家去教。”
和刚才的情形一样，没容夫人说话，张伯驹把手一摇，说：“不用，不用。”
潘素大概怕我们误会这“不用”二字的意思，连忙带着歉意和解释的口吻说：“有个中央音乐学院弹古琴的学生，也在跟我学画。他叫李泠秋（又叫李祥庭，后改李祥霆），是查阜西先生介绍来的。我在与伯驹商量，是将你们两人合起来教，还是分开来学。伯驹的意思是分开好。”
事情谈妥：我隔周来一次，时间定于礼拜天的上午。那位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是隔周一次，时间也定于礼拜天的上午。潘素特别强调：如果我是本周日来学习，那么就让弹琴的孩子，下周日来。
心愿了却，心情便放松了，蓦地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
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颇负盛名的文人柳亚子来。父母曾带着我去他家吃晚饭。从黄昏到夜深，我不记得大人们喝了多少坛绍兴老酒，说了多少古今闲话。我只记得：他家大客厅里有四幅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等人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此后，我每半月便去张伯驹家学画，从临摹开始。在一点一滴的临摹中，潘素向我讲述国画的基本法则与技巧。在教学的时候，张伯驹不进画室。他做自己的事；没事，就闲坐在客厅。他家不像我家有那么多报刊杂志，似乎只订有一份《北京日报》。而且，张伯驹看报，再大的新闻、再长的文章也是一晃而过。
我把第一幅完整临摹老师的山水习作，呈上。潘素仔细看后，连呼：“伯驹，你来看，这孩子画得蛮可以。”
张先生闻声进来，瞧了瞧，点点头。他没有妻子的那份激动、那种肯定。
我每画完一张，潘素看后，都要拿给张伯驹过目。潘素总说我有慧根，好教。张先生总是点头而已，既不夸奖，也不批评。
他的模糊态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终于开口了：“张伯伯，我的习作您也看过不少。能说说吗？”
张伯驹对我说：“你的每张习作都有进步，足见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个人即使聘请再好的老师，若无这些条件，是学不了画的。但是艺术和其他门类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传授的。她（指潘素）当老师，仅仅是向你讲解一些绘画的规则、技法罢了。拿作诗填词来说，也是一样。老师只能讲些格律音韵，或者告诉你，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至于能否画出一张好画、写出一首好诗，那就是学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养、悟性和创造力。”
我与张氏夫妇混熟了。潘素不让我称她为先生，于是，我一口一个地喊着：潘姨，潘姨。说来，中国的称呼也怪。人的称谓变了，人的关系跟着也就变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亲热的。除了授课，我们还说闲话；后来，除了说闲话，我们还说私房话。潘姨说我不仅懂画，而且懂事，她喜欢懂事的女孩儿。
在张伯驹面前，我保持着敬重，但不再拘谨。我渐渐发现，在授课之后张先生时不时地要和我闲聊一阵子，谈棋、谈诗、谈字、谈戏，其中尤喜谈戏。孟小冬的名字、余叔岩的故事，我都是从他嘴里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标准中州韵，话又说得极专业，很多地方我听不大懂。可我从不打断他的话头，也不发问，更不会对他说：我听不懂。我自己常纳闷儿，一位饱学之士，怎么能和一个毛丫头聊天呢？琢磨来，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在“三面红旗”“大跃进”“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的时代烈焰之中，还有我这样一个女学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听被时人冷落的老话、旧话、无用之话。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牵动出他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养，禀赋，学识，品行，爱好，趣味等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觉不自觉地要充任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而后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渐渐地，我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一位与之相熟识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学习“浅绛”。画得正起劲，张伯驹把妻子叫出去，耳语几句。没过多久，张伯驹又进来，又看看我俩。不大功夫，张伯驹再进来，再看看我俩。如此往复数次。
我问：“潘姨，张伯伯有事吗？”
“就是有事，他才这个样子。”
“那您和张伯伯去办事吧。今天我就学到这里，告辞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张伯伯叫我们吃饭去。”
正说着，张伯驹又进来。潘素边看表，边对他说：“刚十点多，还早。”
“走。”张先生声音不大，可语气坚定，一点没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画具，尽管嘴里还在嘟囔。
张宅没有，我无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诉父母了。心想，反正时间还早，等我饭毕归来，可能家里的菜还没做得呢。顺便说一句，（19）57年前，父母公务繁忙，饭桌上即使见不到我们，也极少问及。自戴帽后，骨血之间，亲情大增。别说是吃饭，就是佐以饼干或面包的午茶，父亲无论如何也要等我放学回来。“小愚儿，快来喝热茶，我和老妈妈都在等你呢！”第一次听父亲这么说，让我好感动，也好感谢“反右”。
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以为不过是在这条北城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双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标。我们走过地安门南大街，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别人。”
“我爸走路和张伯伯一个样儿。有一年春节全家逛厂甸的书肆，我爸带着警卫员把我和妈妈甩出半里地远，害得我们母女啥也没看，只顾拉直脖子，活似两只呆头鹅。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两下走岔了。回到家里，我妈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今后不再与他同行。我爸二话不说，满脸陪笑。我妈回到寝室，他跟到寝室；我妈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消气为止。”潘素听了我这一番话，略感自慰。原来天下男人的许多毛病，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边就有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车，咱们干嘛不坐车？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乖乖地跟在张伯驹的身后，走着，走着。
阿弥陀佛，终于走到了。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了上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之后，凉菜、汤菜、热菜、面包、黄油、果酱依次端上。
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姐姐：“想吃点什么？”
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俩道谢。
三人刚走出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张伯驹立即对我说：“小愚，你赶公共汽车回家吧。”
我问潘素：“那您和张伯伯呢？”
“张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车。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夫妇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北走着。张伯驹的鬓发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色泽。坐在汽车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脚板胀。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觉得累吗？——看来，喜好与兴致对张伯驹真是个极其顽强的东西。
回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事情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的他，早就手痒难耐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还是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将潘素的白晰娇好，映衬得分外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大人们开始闲谈。由于我是名正言顺的学生，自可一侧旁听。况且听大人的谈话，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19）49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文物局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3]和朱光潜[4]，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后，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即杨虎）[5]的问题。我联络任公（即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槽糕。”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拢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6]”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神化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厨师把晚餐伺弄得极其精美，连盛菜的盘碟，也一律换成了官窑清（代）瓷。席间，张伯驹只是吃，既不评品菜肴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盘的质地。喜欢听两句好话的父亲和站在那边厢等着叫好的梁师傅，算是白费了心机。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点点头，连连夸道：“这个菜做得不错。”
饭后，他们夫妇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爸叫洪秘书通知司机将老“别克”开出来，送客归家。
潘素听后，忙说：“不用叫车。地安门离什刹海很近。”而此刻，张伯驹什么客气话也不说，背着双手走出大客厅，一个人站在庭院当中，打量起我家的这座四合院来。
从此，父亲每年都要在家请张、潘夫妇吃几次便饭。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节初五至十五之间。我想，这顿饭，是在替我谢师了。父亲若是新购得几件字画，饭前必拿出来请张伯驹过目，说说真假，评评优劣。他们不谈政治。
父亲曾问：“你认为徐邦达的鉴定水平如何？”
张伯驹摇着头，说：“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说成假的。”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后，认为爸的收藏除了尽量搜集皖籍文人、画家的作品，显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过杂，建议今后以明清佳品为主。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父亲苦笑着说：“我哪有野心和财力去买夏圭、马远，能弄到一两幅石涛、八大，就很满足了。我现在是右派，好东西更不易搞到，工资也减了很多。就是当部长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画，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领导干部，或者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对他们，价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讲康生、邓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画不比我多，却比我好。而他们化的钱，却要比我少。有时候，一幅字画在跑了几个中共首长之后，人家不要，才送到我们这些人手里。价钱嘛，标价是多少，我们大概就要掏多少。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钱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资了。（19）57年以后，我的工资大减。有时买些古书，字画就很少问津了。再说，从前还能借些钱，现在谁借给你？”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我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么都觉得张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爱国者。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的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可赋诗。这风度，倾倒了包括毛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别说是外出作客、看戏归来，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风，也能引出诗兴。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诗吟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与他的诗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鸟羽体。我甚至觉得张伯驹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诗作中的人物。或者说他的诗作是一面镜子，里面映照出来的一个风流俊赏之人，那便是张伯驹自己。
张伯驹瘦削的脸型和冷漠面容所显示的一种尊贵神情，常使人感到难以接近。其实，素不相识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爱好的领域，便可体味到一个诗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与理想主义的热情。正是这个天性，让张伯驹在一般中国人尚不知书法、韵文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组织了“北京中国书法研究会”“北京中国韵文学会”等民间团体。他经常亲自出面，办展览，开讲座。不仅在北京搞，还跑到济南、青岛去搞。因为活动内容的高质量，单是书法研究会的会员在1957年就从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张伯驹这样做，无非是希望喜好诗的人，能写出合乎规范的好诗；但愿喜好书法的人，能通过指导写出好字来。反右时，那些左派说他如此卖力是在扩大个人影响和共产党抢夺文化阵地，实在是冤枉。
父亲也好诗。在他的藏书里，单是杜甫诗集的版本，就不下几十种。反右以后，就更爱读诗了，而且开始学写诗。偶尔诌几首绝句、律诗什么的，就举着涂改得一塌糊涂的诗作，从书房里狂奔出来，大呼小叫地让我和母亲都来听他的吟诵。
我对父亲说：“怎么张伯驹作诗填词，连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词谱》放在书桌上，翻来翻去，颠来倒去，也没当成诗家词手？”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亲，被我说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我怎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是极有天赋的。写出来的东西，颇有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学诗呢。”
父亲写的诗，仅用于自我欣赏。他拿给母亲和我看，也是为了能获得我们对他的欣赏。他有一首题为《车叹》的五言绝句。
轴与轮相辅，方可成器宇。
二者去其一，行旅徒呼苦。
这诗一读，便知父亲还处在练手阶段。
写在这同一张纸片上的，还有题为《我说》的另一首五言绝句。
先我原无我，有我还无我。
我既非常我，今我实非我。
这首诗，有点意思，不过与其说它是诗，倒不如讲更像是一段哲学短语。总之，父亲很想把诗写好，这个念头从（19）57年一直持续到病重之时。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这两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记。”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子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性差得惊人。记得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物招领处，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34件。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先后说给三个人听，那就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处相同、小处各异的故事。三人同时质对，我委屈万分，诚恳辩解——决非添油加醋，实实地是记性不好。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兰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我有时会觉得它们酷似一个身著素色长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我有时一不小心碰及书架，那老竹杆发出的“吱吱”声，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还有诗。
我对张伯驹说：“您的诗集，能给我一本吗？”
他抽出两本，递过来。道：“拿一本给你的父亲。”
张伯驹既不在诗集的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我父亲指正之类的话。以后，但凡有了新作，张伯驹一定送我，且一定是两本。每本我大多翻阅前面几页，然后束之高阁。不是不爱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读不大懂。好在张伯驹从来不问读后感想。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感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
和张伯驹对比，父亲认为自己算是个粗人。比如对一年四季的感受，不过就是凉与热、冷和暖罢了。事情到了张伯驹那里，便大不一样。春天的梅、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摹。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便说他是大收藏家，认为他最爱文物。但我认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诗。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另一个爱好，是戏曲。
我问父亲：“看名角演戏就够了，干嘛张伯驹还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亲笑我不懂中国有钱的文人生活。他说：“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人票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转入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本科戏文系读书。张伯驹从这个时候开始，便经常主动地跟我谈戏说艺。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专业教授，而且常常是无须我请教，他就开讲了。话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落在余叔岩的身上。他告诉我，自己与余叔岩的往来决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与戏子、或是名票与名伶的关系。他说：“我们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岩的戏，他是必看的。看后，备好车等余卸装，收拾停当，同去吃夜宵。饭后或送余回家，或同归张的寓所。他们谈的全是戏里的事。他向余叔岩学戏，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烟之后。
张伯驹说：“那些烟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备好的。”
“余叔岩干嘛非得抽鸦片？”
“那是他的一个嗜好，很多艺人都如此。”
我很诧异，因为在我父亲所有的朋友中，没有谁吃这个东西。也许，我的吃惊被张伯驹感觉到了，遂又补充道：“余叔岩在艺人中间，是最有文化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学音韵、习书法。我还曾与他合作，写了一本《乱弹音韵》。”
张伯驹最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戏的事了。诸如，梅兰芳饰褚彪，他饰黄天霸的《虮蜡庙》。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陈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他饰诸葛亮的《空城计》。这出戏是张伯驹四十寿辰，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的义演。前面的戏码依次是：郭春山《回营打围》，程继先《临江会》、魏莲芳（因梅兰芳在沪改由魏演）《女起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筱翠花、王福山《丑荣归》。
我说：“你和这些人同台演戏，一定很轰动吧？”
“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张伯驹那张不易呈现喜怒哀乐的脸，流露出兴奋之色。时隔数十载的一场戏，说起来有如品嚼刚刚上市的时新小菜一样，鲜美无比。演出后，章士钊特作打油诗云：“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
他自己亦做诗为记：
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
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
任何事情都是盛极必衰。演出后不久，即发生了七七事变。接着，余叔岩病重。杨小楼病逝。程继先、王凤卿也撒手人寰。用张伯驹自己的话来说：“所谓京剧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7]”
我问：“死了几个名演员，就能让京剧滑向下坡？”
张伯驹点头，口气坚决地说：“是的。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老师和当代戏曲理论家们，正在讲台上和文章里宣布：“中国戏曲‘角儿’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天的观众看戏，看的是内容。欣赏的是艺术的整体。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把中国戏曲提高为一门整体性艺术。”
在理论上我的老师，当然是正确无比。但五十年的戏剧现像似乎又在为张伯驹的见解，做着反复的印证。
张伯驹爱好戏曲的正面作用，是他成了一个极有影响的专家和名票。而这个爱好的负面作用，是他当上了戏曲界头号保守派及右派。
1949年以后，官方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八字方针是毛泽东定下的。而针对中国戏曲的具体文化政策是：“三并举”（即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三者并重）。我就读期间，文化管理部门贯彻“三并举”方针，特别强调大编大演新戏。不用说一向对新文艺抱有好感的周信芳，如鱼得水地推出了《义责王魁》《海瑞罢官》，就是一贯主张移步不换形的梅兰芳，也以豫剧作底本，调动自己与他人的智慧，上演了《穆桂英挂帅》。
我喜欢听旧戏。单是一出《玉堂春》，梅派的，程派的，或是张君秋唱的，或是赵燕侠演的，都好。这么一个根本算不上深刻博大的戏，居然能让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欣赏。这些不同流派的角儿能以各自的艺术处理与舞台细节，共同传递出一个含冤负屈的青楼女子的内心情感。它正如张伯驹所言：“这些角儿的本事，实在是太大了。”
我也喜欢看新戏，尤其爱看余叔岩高足李少春的新戏，如《野猪林》。可我每每向张伯驹提及这些新戏，他都摇头，一脸的鄙薄之色。其实，我所看的许多传统京戏，也是经过“推陈出新”的。故我常问张伯驹一些老戏是怎么个演法。这时他的兴致便来了，不厌其烦地说，细致入微地讲。一句唱词，老谭当初是怎么唱的，余叔岩是怎么处理的，他为什么这样处理……我在惊叹他的热情与记忆的同时，便不由得想起在课堂上老师给张伯驹下的“保守派里的顽固派”的判定。我觉得如此判定，也恰当，也不恰当。他的确保守，保守到顽固的程度。可是他的保守与顽固，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是艺术的。他的保守顽固，是来自长期的艺术熏染和高度的鉴赏水准。要知道，中国戏曲是以远离生活之法去表现生活的。这种表现性质注定它将形式美、高级的美，置放于艺术的核心。它的魅力也全在于此。而魅力产生的本身，就露出了滑向衰微的趋势。张伯驹要抗拒和阻止这个趋势。故尔，他的顽固与保守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戏曲艺术的高度维护和深度痴迷。也正是这种维护的态度和痴迷的精神，让张伯驹在（19）57年栽了跟斗。
在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报纸，均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和刘芝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他们都强调在剧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的精神，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听了非常振奋。
“钱俊瑞指出，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他认为，怕坏戏多起来、怕艺人闹乱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观众受害，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说，坏戏可以演，大家可以研究并展开讨论，这样它可以成为提高群众辨别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好题材。他还强调戏曲干部应当刻苦钻研，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学会分辨香花、毒草和化毒草为有用之花的本领。
“刘芝明在报告中主张挖掘戏曲传统的范围要更广泛、更深入；在戏曲之外，曲艺、杂技、木偶、皮影等方面都要这样做。
“周扬对国内目前形势和变化作了分析。他揭发了戏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且作了尖锐的批评。他建议，过去文化部所禁止的26个剧目无妨拿来上演，请群众发表意见。
“在戏曲剧目工作方面，周扬归纳了十六字：‘全面挖掘、分批整理、结合演出、重点加工’。他说，这些工作一定要紧密依靠艺人和群众，坚决反对用行政命令和压服的工作作风。
“周扬认为，‘戏改’这个名词已成过去，因为戏曲工作者都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新剧目也大量出现，舞台面貌已经改观，除了一部分遗产还没有整理以外，还要‘改’到何时？‘戏改’工作，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了。[8]”
周扬等人的这番话，在别人听来不过是领导发出的新指示、文艺政策的新调整。但传到张伯驹耳朵里，那就变成了强大的驱动器和兴奋剂。因为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就联合齐白石、梅兰芳、程砚秋等近百名艺术家，以父亲、罗隆基、张云川等民主人士为赞助人，上书中央，要求纠正文化领导部门鄙视传统艺术的倾向，成立京剧、书画组织，以发扬国粹。现在终于从中共意识形态主管那里听到了“终止戏曲改革、维护文化遗产”的口令，张伯驹欣喜若狂。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要挺身而出，率先垂范，他要主动工作，自觉承担。为了发掘传统剧目，张伯驹把老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筹划每周演出一次。为了研究老戏，他又发起成立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他联络其他专家和艺术家，开办戏曲讲座，举行义演。
中国戏曲的艺术精粹在于表演，而表演的艺术精粹在于技术、技法和技巧。而这些高度技艺的东西，只存活在具体的剧目中。它实在不像西方的舞台艺术能够拆解为元素或提炼为一种成分，并独立出来。张伯驹眼瞅着一些包藏着高招绝技的传统剧目，因内容落后、思想反动或被查禁、或被淘洗，而忧心如焚。张伯驹目睹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因从事教学不再演出，而愤愤不平。现在好了，在官方“尊重遗产”的政策精神下，技术含金量高的传统剧目有了重见天日之机。张伯驹在这个时刻推出了老戏《宁武关》[9]《祥梅寺》[10]。他的选择戏的标准，当然是纯艺术的，甚至是纯技术的、纯形式的。张伯驹曾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只要是艺术作品，它的鉴赏评判标准只能是艺术性。思想被包裹于深处，是分离不出一个单独的思想性的。”
情绪高昂的张伯驹，对老艺人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意思是说今天的人没见过好的技艺，叫新社会的观众、包括那些领导文化的行政官员，都来长长见识吧。
张伯驹的话，没说错。《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武关》的。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丑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实在漂亮。这个时候的张伯驹全然不想：毛泽东是怎样打下的江山？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之人？——如果说，张伯驹为自己珍爱的国粹操劳了一个白天；那么，在夜深人静之时，他是否应该无声自问：事情是否真的这样简单？事情是否还有另外的一面——即使现实已被涂得一派光亮的同时，还存在着别样的色彩？
在那段时间里，张伯驹最为热心张罗的一件事，便是京剧《马思远》[11]的演出。这出戏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个剧目当中的一个。周扬、钱俊瑞建议戏曲界把禁戏拿出来演演的讲话传出以后，擅演此戏的筱翠花[12]兴奋得彻夜无眠。在张伯驹的支持筹划下，决定重新搬演《马思远》。演出的主持单位，就是他领导的京剧基本研究会。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犹胜不逢春。”张伯驹和一群只知唱戏、也只会唱戏的老艺人，被周扬的话唤起了青春般的热情，热火朝天地干起来。筱翠花和二十年前的合作者聚拢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剧本，加紧排练，熟悉台词。很快，一切准备妥当。
5月8日晚上，在十分热闹的筱翠花收徒的仪式上，发布了拟于12日上演《马思远》的消息。
5月1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马思远》的消息。并说报社“马上接到许多读者的，他们急于想看这出多年未演的老戏。有的读者为了看这出戏延迟离京的时间。”然而，就在当天下午，京剧基本研究会接到北京市文化局的，说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
“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履。”君子风度的张伯驹，懂得“一生一死兮如轮”的道理，却无论如何容忍不了这种“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派。不管这个做派是一个人干的、一个单位干的，还是一个党派干的、一个政府干的。他气极，也怒极。气极怒极的他，下决心不但要兑现《马思远》，还要跟文化局理论理论。他让京剧名丑王福山等人紧急出动，重新约班底，找配角，租剧场，发消息。自己则向官方请愿，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写信，陈述“如不公演，将影响艺人情绪”的后果。
5月12日这一天，张伯驹带着王福山等人，在和平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掏出了事先写好的一篇文章交给记者，请报社发表，以图获得舆论的声援。在会上，缺乏政治性思维的他，还居然提了一个政治性问题：“在大鸣大放期间，出现了鸣放与法令的矛盾。是鸣放服从法令？还是法令服从鸣放？”
后来，文化部艺术局决定将《马思远》的公开演出改为内部试演，张伯驹仍执意不肯。他说：“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
《马思远》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谓的《马思远》事件。事件的中心人物是张伯驹。张伯驹划为右派分子，《马思远》事件是重要的罪证。就连报导此事的《北京日报》副刊记者、年轻的曹尔泗也未幸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农场监督劳动。
说白了，《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上边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有什么大不了的。为啥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东西捐给官方，却要为几个演员一出戏跟官方叫板又较劲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政见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处。艺术的衰落，令有识者尤感痛切。张伯驹从戏曲某些过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败的消息，并随着“戏改”深入进一步加剧和普遍。他认为这事和在战乱中眼瞅着珍贵文物大量流失，没啥区别，无不属于文化的流失。张伯驹痛心于这种有形的文化财富的流散和无形的文化精神的坠落。而从前不惜以黄金房产购回文物和今天不顾利害地要求对戏曲解禁，表达的正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对当今社会日趋丧失文化品格的深刻焦虑与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钱、地位、影响、眼力、社会交往在内的全部能量和文化优势，尽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来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不服，反倒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刹时间，群情激愤。
几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张梦庚在《北京日报》撰文批判张伯驹，说：共产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刘胡兰的忠于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忠于崇祯，反对农民起义。——张伯驹读后，仍然不服。
父亲曾说：“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固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伯驹是最优秀的，也是最顽固的。他不想拖时代的后腿，更无意通过反对戏改（即戏曲改革）去和新政权作对。他的“右派”言论，只不过是在全力维护自己钟爱的东西——我把这个看法对潘素讲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动：“要是那些管文艺的人，也能这样看待你张伯伯，他就不会划为右派了。”继而，又用诅咒的口气说：“他这个人就是那么简单。自己喜欢老戏，便到处去讲，一些艺人也怂恿他讲。结果，非说张伯伯是在主张禁戏开放，提倡鬼戏和色情。那些领导反右的人也坏，还专门把唱老生的演员找来批判你张伯伯。艺人哪懂什么政治批判，只会挖苦和嘲讽，讲的话还很难听。比如，谭富英就面对面地说：‘你算什么名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的！’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我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张伯驹见我们在说话，也走过来。听清楚我们是在说这件事，他一句话也不讲，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许他早已齿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着潘素学画。有些微进步，便受夸奖。
秋天的一个周日上午，我去了张宅。进门后，便问潘素：“我今天学什么？”
“今天不学新东西了。”说着，潘素递过一张画着山水的小书签。书签约三指宽，三寸长。上端中央的小圆孔，系着一条极细的红丝带。我接过来，准备放进书包。以为这是潘素送我的小礼品。
“这不是礼品，是我画的一个样子。你要照着它画。”说着，潘素遂从抽屉里取出一大叠空白书签。让我拿回家去画，两周以内全部画完。
书签虽小，画面却是精心布置了的：有松，有水，有远山，有近石。潘素叫我当场就照着画一张，她要看看。我大概不到五分钟，便画好了。
“不行，太潦草。”潘素边说，边拿起笔给我涂改，又重新配色。
我问：“潘姨，这样一张书签能卖多少钱？”
“五分。”她头也不抬，继续修改我的小书签；还给我讲解画面无论大小，必须讲究布局的道理。
小书签经她修改，很好看了。我很把它想留下来。可潘素说：“不行，你一张也不能要。工厂发下来的书签，是有数的。画好后，要如数交回。”
在以后的两周时间里，我每做完学校的作业，便在灯下画书签。画得很认真，很严肃。我的严肃认真，不是为了学什么布局，只是为了潘素。父亲举着我画好的书签仔细端详，挺高兴。夸我能帮着老师干活儿了。我不敢告诉父亲书签的价格。我更不敢问潘素：每画一个书签，您能得多少。是一分，还是二分？
我把画好的书签整整齐齐地交给潘素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谢我，说我帮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务。我觉得北京市成立国画工厂，是件很奇怪的事。创作国画的机构或组织，怎么能叫工厂？从名称上看，政府似乎就没把潘素视为画家，而是当作职工或工人。
潘素把所有的书签翻检了一过儿，发现在一个书签里，我画丢了一座淡青色远山。她当即补上。一切收拾妥帖，潘素对我说：“今天，带你去故宫。”
我问张伯驹：“您去吗？”
“怎么不去？是我提议的。每年故宫要举办院藏书画展，东西是一流的。我们都该去看看。”
我们三人，步行至故宫。仍然是张伯驹走在前，我和潘素跟在后。陈列大厅内，佳作济济，观者寥寥。
潘素停留在明人陶孟学的青绿山水手卷的展柜前，细细讲了起来。她告诉我：山水、人物、花竹、鸟兽，陶孟学无不擅长，笔法直逼南宋。特别是山水，多用青绿。她让我仔细观摩这幅长卷。因为下个星期，要教我画青绿山水了。
张伯驹背着手，独自浏览。大厅里有些阴冷，清鼻涕流出来，他顺便用手一擦，了事。他欣赏这些故宫藏画，远没有潘素看得细致。好像自己与这些藏品是老朋友了，这次来，不过是抽空会个面罢了。我越接近张伯驹，就越觉得他是云间的野鹤、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没人能比。
我想听他讲讲这些故宫珍品，便问道：“张伯伯，您能给我讲解讲解吗？”
他说：“你又不学字画鉴定。字画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讲的。纸张、题款、印章、装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而你现在是学画，在家教了你画法，到了这里，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领会。”
只参观了一个多时辰，张伯驹便催着出门。
“为什么？”我偷偷问潘素。
“先头在家就说好的。看完展览，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张伯驹对我说：“小愚，这样的展览，你来一趟是不够的。”
我是听话的。按张伯驹的要求，一个人多次去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展览。但我从没有看到陈列张伯驹捐献的陆机《平复帖》或展子虔《游春图》。据说，《游春图》里的马，画得最好。后人称之为“天下第一马”。我又想，官方这样做似乎是对的。宝马归新主，何必见旧人。再说，旧人还被新主划为了右派。
一天晚上，饭后无事，大家在北屋客厅闲坐。警卫秘书王锁柱进来，对父亲说：“有一对夫妇来访。”
“是谁？”我问。父亲接过会客单，那上面在来宾姓名一栏里，填着：潘素。
“快请他们进来。”父亲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来，急步走到庭院，又高叫勤务员赶快把前后院的电灯统统打开，并瞪着眼对我说：“你的老师登门，跟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到前面去接！”
黑黝黝的院子，刹时变得明晃晃。张伯驹夫妇在光晕树影间，快步而行。我跑了过去。父亲带着兴奋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
主宾坐定后，父亲先开口：“这么晚了，你们又徒步而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潘素告诉我们：她受聘，要到吉林艺术专科学校去教国画。
父亲即问：“那伯驹先生呢？”
“当然，我们是一起去了。”
父亲又问：“伯驹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面也谈妥了吗？”
张伯驹答：“我到艺专也能做点事。如教教诗词，或讲讲书法。”
父亲舍不得他们离京北去，但终归是高兴的。他说：“张先生，这可是大材小用哇！你们夫妇是有才气和有学问的人，北京埋没了你们。现在，有吉林的学校请过去教书，也好。不过，总觉得有些委屈你们。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潘素说：“我想，起码那里的生活环境，会比这里好一些。”
父亲停顿片刻后，说：“我如今是个被撤了职的人，在行政方面没有什么能力了。但在吉林多少还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人叫徐寿轩，是我们民盟的老同志，也是我的好友。反右没有被牵累进去，如果没有意外，现在可能还在担任副省长。他即使不担任副省长，中共也会安排他充任其他领导职务的。你们去后，我会与他联系，把你们夫妇的详细情况告诉他，请他关照你们。”
潘素既是客气，又是感激地说：“那就多谢了。章部长自己身处逆境，还要去操心别人的事。”
我知道，坐在爸旁边的张伯驹，是不会说这些的。父亲要给他们饯行，约他们后天来吃晚饭，说：“凭个政协常委和350元的工资，我请你们吃一餐饭的能力还是有的。”
张氏夫妇推辞了，说行期紧，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去处理。今晚就是特来辞行的。送客时，父亲执意送至大门。月亮升起来，树影花香，庭院另有一番朦胧的景致。父亲与张伯驹并排走在前面，俩人一路无话。晚风裹着凉意，轻轻吹拂他俩已经开始灰白的额角。
父亲无论如何要用老别克车，送他们。张伯驹答应了。到了大门口，父亲双手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如果你们夫妇休假回北京，一定要来我这里！”
人走了，灯灭了。我们的家又恢复了宁静。
夜已转深，父亲仍无睡意。说：“小愚儿，陪老爸爸再坐会儿吧。”不想，父亲与张伯驹的淡泊之交，于短别之际是如此沉郁的一抹。
张氏夫妇去长春不久，民盟召开中委会。开会期间，爸特意请徐寿轩吃饭。谢天谢地，徐寿轩没有回绝，来了。虽是老友重逢，但没有了以往那种无拘无束、无所不谈的气氛，彼此客客气气地扯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不过，父亲已经很知足了。那时国家已进入了自然灾害时期。一桌饭菜是用心准备了的。在饭桌上，父亲提起了张伯驹，遂问徐寿轩，是否知晓其人。徐以点头做答。
父亲郑重地放下碗筷，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张伯驹和潘素后，说：“希望你在吉林能关心、照顾这对有贡献的夫妇。潘素的工作已经定了，是在一个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张伯驹的工作好像还没有确定，他在文物鉴定、艺术鉴赏方面是中国一流专家，不可多得之人才。寿轩，你回到吉林，看看能不能跟省里的人疏通一下，给张伯驹安排个妥当的、能发挥他专长的工作？”徐寿轩当时满口答应。但不知他回吉林是否真的关心、照顾过张伯驹夫妇。
父亲万分慨叹张伯驹夫妇的离京谋职。徐寿轩走后，父亲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中国这样，外国也如此。”
1962年1月，春节即临。北京的老百姓都在为国家配给的几斤猪肉鸡蛋、几两香油瓜子奔忙不息。一日，张伯驹夫妇徒步来到我家。因事先不曾得到他们从吉林返京的消息，让我的父母颇感突然。
张伯驹只解释了一句：“前两天从吉林回的北京，节前一定要看看朋友。”
他俩是下午来的。父亲说什么也要留他们吃晚饭，于是，马上叫洪秘书和梁师傅想方设法弄几个菜来。
从张氏夫妇的神情气色上看，他们在吉林的日子似乎要比在北京舒畅些。张伯驹告诉我们，他担任了吉林省博物馆的第一副馆长。潘素则说，她的教学搞得不错，还在那里开了画展，观者踊跃，备受赞誉。特别是她的大幅青绿山水画，引起东北画界的极大震动。——我知道，无论教学，还是画展，潘素在北京就能做到，但在文化发达的北京，不让她做。从事文物博物的指导工作，对张伯驹来说，可谓人尽其才。可传统深厚的首都，不叫他干。见他们在吉林工作顺手，生活舒坦，父亲特别兴奋，连连举杯向他们祝贺。
我对潘素说：“自您走后，我再没有画画了。”潘素听了，直说可惜。
张伯驹却道：“关系不大，诗画是一辈子的事。”
饭后，潘素细言细语对我说，抽个时间把借我以供临摹之用的她的画作，清理出来还回去。她还特别做了解释：“要这些画，是为了带去吉林作教学示范。”
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数笔。晦暗的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给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我说：‘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送的。’”
父亲的确喜欢油画和西画中的裸体作品。他每次去欧洲开会，用公家发的外汇除了买黑格尔的书，就要买些油画画册和裸体素描画册。与之同行的画家邵宇吃惊于他的这一爱好，曾主动送过不少质量很高的西方绘画图册。
父亲说：“人体绘画，中国不行。”他见我也喜欢，遂将这类藏品全都搬到我的画室存放。
后来，父亲又送我一张18世纪德国印刷的铅笔素描画。画面是位端坐在钢琴旁、一手扶键的美丽少女。
“你看，她的神态有多美。”父亲赞叹不已，并亲自将素描画镶嵌在银灰色的木质雕花相框内，悬挂在我的画室。
有一次，父亲发现了我临摹潘素的一尺见方的习作，画的是中国山水画中司空见惯的松林与石崖。父亲说：“我来收藏它。”
我说：“是我的临摹。”
“我知道。”
“爸，等我画一张自己的，送你。”
父亲摆出一派庄严的样子，说：“好。我等着，等我女儿的画作问世。”说罢，我俩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张氏夫妇失去了联系，父亲与他们也没有了往来。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诗比说话还要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唯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泉）庐（山）宝（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我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亲去世后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政府感谢党”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政府和党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着四川省第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的背后，别人拖也拖不出来。
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瓷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至亲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席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该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的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来的梁、张二人。
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
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飘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满脸凄怆，低头无语。梁漱溟，这个同我爸一起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伫立良久。尔后，梁公说：“也好，免得伯钧受苦。”
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容易上边开恩，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居一套的单元房。早就搬进楼住的蒋光鼐夫人，蔡廷锴夫人，龙云夫人，李觉夫妇，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见到母亲居然有些吃惊。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
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前，对身处困境的袁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倍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
母亲还告诉我：原来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翌日，他和潘素即去东吉祥胡同10号看母亲。刚进胡同口，便见10号的大门敞开着，有辆小轿车停放在那里，不少人进进出出。潘素上前打听，问章伯钧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人家说已经搬家了。他们是给新首长来看房的，早就晓得这所宅院极好。接着，张伯驹就让潘素四处打听母亲的新址，可一点线索也没有。后来，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对章伯钧生前所欠帐目，人家才把住址写给了他。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节，我对母亲说：“咱们去给张伯驹、潘素夫妇拜年吧。”母亲同意了，我们还去友谊商店买了上等的水果。
当我见到潘素的时候，她比我们还要高兴，特意拿出当时还是稀有之物的雀巢咖啡加伴侣，给我和母亲各冲一大杯。冲好后，又往杯子里放了满满三勺白糖。她让我俩趁热喝。
喝的时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喃喃自语道：“小愚可怜，怎么也没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问：“张伯伯呢？在家吗？”
潘素笑着说：“他现在比我忙，他供职的中央文史馆事情不多，可其他单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都来请他，甚至连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也都来找他。今天，又不晓得让什么人请走了。”
潘姨的口气里，不无抱怨，但也裹着一点小小的得意。我认识的国民党太太和共产党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资格为丈夫得意的，只是这种得意来得太晚了。
潘素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学画？并说：在我走后还有个唱京戏的，叫杨秋玲的女演员跟她学了一阵子画。
我告诉她：自从四川调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研所。它的前身就是我当年就读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师长，便为学友。然而，我的遭遇与归队，未得他们多少的同情和欢迎。工作上，人家或拿研究课题，或进入国家项目。领导给我的任务不外乎做记录整理，拿着录音机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一个好心人偷偷对我说：‘令尊大人还是头号右派，你虽说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说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实。讲老实话，你能从四川调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够吃惊的了。’”
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共产党亏待了我章家两代人。我不背叛这个政权，就算对得起他们。眼下人家如此轻贱我，我就必须自强。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潘素对母亲说：“小愚被关了那么多年，性情丝毫未改。”
坐了一个多小时，见张伯驹仍未回来，我们母女便告辞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的二门口，看见了张伯驹。他已是龙钟老态，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而行，身着宽大的丝棉衣裤，越发显得单薄。他老人家在这个时刻出现，我估计肯定是院领导请包括他在内的院外学者，参加什么座谈会。一个清水衙门请一群无官阶的文人开会，当然只有清谈，谈到肚饿为止。此刻，我觉得自己当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哪怕是去斜对面的小面馆，我俩各吃一碗晋阳刀削面，也好。于是，我一边向张伯驹招手，一边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没有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拄着手杖，迳直奔向自己的目标。顺着他奔走的方向看去，有个小伙子站立在大门口，扶着辆自行车。仔细辨认我才看出，那推车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孙孙。小孙孙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一把将他扶上自行车的后架，叫他坐好，即蹁腿蹬车，驮着自己的爷爷，走了。我痴痴地立在院中，研究院领导乘坐的小轿车，一辆辆从身边掠过。不知为什么，我心里酸酸的。在张伯驹“发挥余热”的夕阳情调里，含着一点伤感，一缕悲凉。
翌年春节，我和母亲去什刹海给张伯驹夫妇拜年。大家好高兴，天上地下，啥都聊。话题自然又谈到了戏曲。我向张伯驹谈出了自己对继承传统，振兴戏曲的看法。我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现在的理论界对传统亦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的价值恐怕不仅是针对艺术而言，它对于人，有着绝对的意义。传统究竟是导致社会进步还是退化？传统的对立面是否就是现代化？‘推陈出新’里‘推’是指推开、推倒？还是也包含着推广的意思？其中的‘陈’，是否就是指传统而言？这些问题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我们最大的问题不在传统，而在没有把人的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
张伯驹对我的看法，反应冷淡。他只是叹息：“现在对中国文化上的老传统，懂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拿戏曲来讲，能在舞台上掌握戏曲传统的人，就不多。今后的戏曲为何物，也只有后来人才晓得。”显然，他对戏曲的发展前途，表示出茫然不可测的悲观。
我向张伯驹请教：“今后搞戏曲研究，我该从哪方面入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你要从研究传统入手，而且越具体越好。”
话说了一阵子，张伯驹忽然问我：“我好几次在你的那个单位开会，怎么就看不到你呢？”
我说：“张伯伯，我尚无资格参加您所参加的学术会议。”我心疼他，始终没有勇气提及二门口曾经见到的坐自行车后座归家的情景。
我和母亲品着香茶，仿佛岁月全溶化在渐淡的茶水里。我甚至觉得张伯驹的经历，就像中国纯正的茶叶。不管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只要遇上了好水，再遇到识货的好茶客，便会舒展自如，轻轻浮起，渗出旧日的汤色来。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来说：张伯驹于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亲全吓呆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他老人家患病生疾的事，怎么一下子就突然撒手归去？
第二天清晨，母亲带着我赶到张宅。跨进已变为灵堂的客厅，失魂落魄、老泪纵横的潘素扑向我的母亲，二人抱头痛哭。
母亲问：“张先生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担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的母亲感叹道：“医院压根儿就不该这个样子。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们的医院就认部长、局长、红卡、蓝卡，不认得张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我代表母亲赴会，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去贵宾室慰问潘素。萨空了和千家驹看见了我，一把将我塞进了他们俩个当中，叫我别再乱跑，安心等候开会。在等候的时间里，三人不禁对张伯驹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萨、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积极分子。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
千家驹讲：“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辞上都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不久，潘素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据说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宋振庭的提名。六十年代初张伯驹在长春，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也是他的安排。那时，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书记。这一点，恰恰应验了父亲生前说的一句话——“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张伯驹晚年患白内障，极少出门。闲坐无聊，便回忆起自七岁以来所观之戏、所演之戏、以及菊苑佚闻。于是，“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补注，名《红毹记梦诗注》”[13]。张伯驹还特意说明这本书“其内容不属历史，无关政治，只为自以遣时。”[14]不想，书流入民间，即获赞誉。1978年，“诗注”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从香港将此书带回。他请我的同事转呈给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先生，看看是否可以出版。
张庚看了，对我的同事说：“这是在用没落的情绪去看戏。这样的书，怎么能出版呢？”
直到张伯驹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红毹记梦诗注》才由宝文堂书局出版。
然而，也有让我感到宽慰的事。一次，我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旁边坐的是京剧名演员袁世海。
我的学友低声问我：“你认识袁老吗？”我摇摇头。
学友不管我是否同意，便说：“我来介绍介绍吧。”
当介绍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的研究员的时候，袁老不过点点头，很有些冷淡。当介绍到我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袁世海的态度大变，变得热情而恭敬。他握着我的手说：“令尊大人是我们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学者。他对我们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
顿时，我心里明白了：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当成了张伯驹。而这样的错认，是我后来常碰到的。每遇此情景，我都听到许多令人感动的话。
张伯驹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母亲和我一起看望潘素。潘素见到我们，特别高兴。说清晨起来，就听见喜鹊叫了。
那时，北京正在搞政策落实。潘素指着两件造型独特、工艺复杂的硬木雕花古旧家具，说：“这是抄家退还的东西。算是落实政策了。不过，在退赔的时候，人家还问：‘你认领它们，有什么证据吗？’我也发火了，说：‘请你去打听打听，除了张伯驹之外，谁家还有这样的东西？’”
母亲问潘素今后有什么打算。
她说：“我想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把这所宅院搞成伯驹的纪念馆。”母亲非常支持她的想法。两个老人越谈越投机。
我坐在一边沉思：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张伯驹的这所私人宅院都应该开辟为纪念馆。但在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有关方面是不会批准的。尽管公认张伯驹是爱国的，却不会像某个受宠作家，其作品大部已被历史淘洗，其故居却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尽管张伯驹是中国第一收藏家，但他已不可能像现在的某些文化商人，在家中摆满藏品，搞成私人博物馆。因为张伯驹早把天下绝品统统捐了出去。
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古往今来的月色。可如今，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爱好，它还是个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张伯驹的价值便更多地体现在献宝上了。我不这样看。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之物。张伯驹绝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脱的他，在新社会是很有些孤独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独和落伍，要透过时间才能说明其含义。他在时代里消磨，但却由时间保存，不像某些人是在时代里称雄，却被时间湮没。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的特殊的经历，演示了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
在潘素去世后，我便再没有去过什刹海，更没有勇气去叩响后海南沿（今）26号的小门。
后来，听我的一个朋友说：北京东城灯市口附近有一家很不错的文物小店，是张伯驹孙辈开的。
最近，听我的一个同事说：北京西城黄城根附近有一家江浙风味的餐馆。里面装修得像书斋，摆设似徐文长故居。去就餐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介绍说，老板是张伯驹的孙辈。
这两条信息，我无法判断真假，却令我想起潘素对我说的私房话：“我的孩子都很聪明，可惜了，没能读太多的书。女儿的琴弹得好，也没能坚持下去。人哪，要有一技之长，才可安身立命；无论世事怎么变，心里也是踏实的。”
她的话，令我长久地记忆。我想：张伯驹夫妇把数亿元的私人财富给了国家，却把一个文人的清贫留给了后代。应该说，后辈们在精神上继承了张伯驹夫妇的遗产，他们不依附于权势，凭一己之力去营造自己的生活。
2002年4～6月于守愚斋
注释[1]
张伯驹（1898—1982）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系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幼年入私塾，后就读天津新学书院。1916年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1956年与夫人潘素将其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顽《千字文》等珍贵书画捐献国家。在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期间，积极征购古代文物字画，使流落于社会的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著有《丛碧词》，《春游词》，《秋碧词》，《零中词》，《无名词》，《断续词》，《诗钟分咏》，《丛碧词话》，《丛碧书画录》，《乱弹音韵辑要》，《宋词韵与京剧韵》，《红毹记梦诗注》，《洪宪记事诗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张伯驹潘素书画集》，《张伯驹词集》，《中国书法》，《京剧音韵》，《中国楹联话》，《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等。
注释[2]
关于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一书中曾着这样写道：“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谓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
注释[3]
刘海粟（1896—1994）字季芳。江苏武进人，祖籍安徽。6岁读私塾，喜爱绘画。1905年入绳正学堂。1909年赴上海，入画家周湘主持的布景画传习所习西洋画。1912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国画美术院，任院长。1919年赴日本考察绘画及美术教育。回国后创办天马会。1925年任江苏教育会美术研究会会长。1931年—1940年先后在德国、法国、英国、印尼、新加坡举办画展。讲授中国绘画。1942年被日军逮捕，解送上海。1952年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1979年任院长。1884年任名誉院长，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注释[4]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幼年入私塾，15岁升入桐城中学，次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中文系。1918年考取香港大学。1922年毕业，应邀赴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授英文。1925年考取安徽官费留学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文学、哲学。1929年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学院。翌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并在清华大学、中央艺术学院兼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赴四川大学文学院，任院长。越一年，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1941年9月任教务长兼外文系主任。按国民党大学里“长字号”人物必须参加国民党的规定，参加了国民党（朱光潜对这段历史感到终身遗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3、4届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后任第6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第6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终年83岁。著有《谈美书简》《文艺心理学》《给青年十二封信》等。
注释[5]
杨虎（1889—卒年不详）字啸天，毕业于南京将弁学堂。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任江苏军总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兼代理海军总司令。1918年任广州大本营参军，后任鄂军总司令。1922年任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参军。1924年任北伐讨贼军第二军第一师师长。1926年赴江西，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1927年任上海警备司令。1931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4月任凇沪警备司令。1945年授陆军中将。1946年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寓居北京。五十年代初，被捕。后病逝于复兴医院。
注释[6]
关于袁克定的晚年生活，当代红学家周汝昌在《承泽园轶事》一文里曾这样写道：承泽园位于海淀畅春苑的稍西北，本是果亲王胤礼的赐园，故名“承泽”。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其址即今北京大学），它是张伯驹先生的居处。其内有小楼二重，楼上住的是袁大公子——即世凯洪宪称帝后的“大太子”。袁张两家是至亲，此时大公子孤身无依，故张先生养之。
注释[7]
此句见张伯驹《红毹记梦诗注》第84页。
注释[8]
摘自1957年4月25日《北京日报》题为《放！放！放！除四怕——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的通讯。
注释[9]
京剧《宁武关》，一名《别母乱箭》，又名《一门忠烈》。写闯王起义，明将周遇吉失守代州，突围回宁武关探母。母令其再战，周出战后，其母令媳、孙自杀，然后放火自焚。周遇吉死战，被乱箭射伤，自刎。
注释[10]
京剧《祥梅寺》写祥梅寺内了空和尚从阴间小鬼那里得知黄巢起义时，要用他试刀。便藏于树内。黄巢见四周无人，即以树试刀，结果了了空的性命。
注释[11]
京剧《马思远》，一名《海慧寺》。清末实事。王龙江在北京马思远饭肆充厨司助手，三节归家。其妻赵玉不甘寂寞，闲游海慧寺，遇卖绒线之贾明，由调笑而私通。年终王龙江自京归家，中途饮酒大醉，遇故友甘子迁，向其借贷，王拒之。甘见其行囊沉重，跟踪至家，拟乘夜偷盗。赵玉见夫归，急使贾明藏匿缸中。乘王醉卧，用厨刀将王劈死，并埋尸，甘子迁惊逃。赵玉恐王久不回饭馆，启人疑窦，反至京向马思远索人，诬马害死其夫，到官成讼。问官不能明，展转上控至巡城御史，时甘子迁因犯夜被押，乃将目睹之实情说出。堂官逮捕贾明，严讯赵玉，马思远冤情得雪。
注释[12]
筱翠花（1900——1967）京剧演员，字绍卿，北京人，原籍山东登州。9岁入鸣盛和班，别名小牡丹花，旋入富连成第2科，后改名于连泉。1918年出科，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演出，声誉日隆。他扮相艳丽，眉目灵活，做功细腻，跷功尤佳。擅演泼辣旦。以《坐楼杀惜》、《红梅阁》、《战宛城》等剧目见长。艺名筱翠花，系萧长华所取，因其首次登台在梆子《三疑计》中扮演翠花一角而得名。解放后致力于收徒传艺工作。著有《京剧旦角表演艺术》一书。
注释[13][14]
此句见张伯驹《红毹记梦诗注》第7页，“自序”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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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8 12: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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