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鉴赏秘要（计23类，不断添加）

华园梦

     权当缘友闲赏抚玩，权当缘友平添知识，权当缘友闲逛非凡闹市。本着有比无好的想象，开来此帖，愿各为所获。若真有所获，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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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定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现将古陶瓷鉴定方法介绍如下：
　　一、根据各期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
　　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
　　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
　　又如，宋代龙泉窑的梅子青釉。这是宋代龙泉的最佳色，是青釉中的代表作。其色可与高级翡翠媲美。釉层较厚，釉面光亮，玻化程度高，釉面不开纹片，质莹如玉，其色近似梅树中生长着的“梅子”。
　　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
　　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
　　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
　　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的依据。
　　二、从各朝代陶瓷的纹饰去判断
　　鉴定陶瓷，除了看其器皿的胎骨和釉色之外，纹饰的鉴定也很重要。瓷器上的纹饰就象一个人的衣冠，它有明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我们鉴定古陶瓷时千万不要忽视它。
　　中国古代陶瓷纹饰繁多，但按类别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和装饰四大类。
　　纹饰本身有它的时代性，它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反映。例如，明代中期，正德年间，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社会广泛兴起，所以，瓷器上出现了八仙、八宝图、真武大帝、花捧回文、书写回文、仙人朝圣图等图案。又如，清代康熙皇帝吸取明亡的教训，对“尚武”和“习文”极为重视。所以，在瓷器图案中，“尚武”方面有各样的刀马人物和清装射猎图等出现；在“习文”方面，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以文字作为图案装饰。
　　作纹饰鉴定时，对不同时代要掌握其不同纹制手法。例如我们最常见的云纹，元、明、清就有不同的“朵云”，只要细心研究，不难发现，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绘制方法。
　　元代朵云纹，其写法基本可分为两种。第一种，身绘成如意头状，多不对称，边大边小，其尾前段肥大，后半段细长，整个造型活像一条大头小蝌蚪在游动着。第二种，也绘一个不对称如意头为身，拖一长尾，尾的前段长出两个小头，其尾活像萌芽的种子根部，其如意头下的两个小头，又似两片小叶托着一朵盛开之花。但到明代宣德年间的朵云，又有变化，虽然也是绘如意头为身，但身上的飘带增多了；有的云头下飘出一带，有的在云头左、右两边和尾部各飘出一条云带，有的还在前者的绘法上在云头部再长出一带；所绘如意头丰满肥壮，飘带瘦长，变化多样。明代中期，成化年间的如意云，飘带较长，是如意云头长度的两倍，尾部的飘带又有增加突出的小小云块，和前期一条带状有所变化，云头又似露齿的兽面。到明代中期，万历时的朵云，又有三种形式：（1）有飘带的朵云，飘带加粗，云头缩小。（2）把云头拉成一块长云，朵云无头无尾、画工简单。（3）绘一如意头云头，全身绘飘带数条，不分头尾。发展到清代初期，雍正时期，朵云头拉长，左、右飘带短而肥，形成菱角形状。原来的云头没有了，在云头上端、左右两边和尾部的飘带均变成了云头。再发展到乾隆年间，朵云头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相连在一起，形成“一串云”。朵云的云头写成“牛面形”，其尾部的飘带活像一撮须，或者把如意云头拉长，成“S”形，或者拖至尾部。
　　元、明、清三朝，朵云绘法艺术最高，给人以美的享受。总之，我们鉴定陶瓷纹饰时，必须对它的民族性和时代的特殊性有所了解，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判定每一件陶瓷的年代。
　　三、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
　　陶瓷鉴定，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
　　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
　　又如，我们常见的口小、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秀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象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
　　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
　　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的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晋朝、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定是非常重要的。
　　四、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前些时候，广州中山五路发掘一处秦汉遗址，曾发现有带“官”字的陶片；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
　　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以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
　　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我们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划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的判断出真伪。
　　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例如，同治时的写款应是楷书，而我们鉴定时发现一件同治瓷器的写款是篆书，那就应该对这件作品的真伪多打几个问号了。
　　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
　　上述这些是大家鉴定瓷器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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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古字画常见作伪方法

　　1．照摹。

　　摹是最易得其形似的。摹书有三种方法：先勾后填；不勾径自影写；勾摹兼临写，又修饰之。第一种，古法先用涂熨黄蜡较透明的纸（称为硬黄）蒙在原迹上面，以浓淡干湿墨填成之，所以也称为双勾廓填。第二种，以纸蒙在原件上，运用浓淡墨依样摹写。第三种，先勾淡墨廓后，再用笔在廓中摹写（有异于不见笔法的填墨），碰到虚燥笔锋处才略为填作。以上之法，因为勾摹时必须映于向明处（古代没有透明线），所以都可称之为"响拓"。所见唐、宋摹仿晋帖，以及宋以来摹晋、唐画等，大都用上述三种方法。五代两宋画法逐渐复杂，如出现皴染兼施的山水画等，根本无法勾摹，因此三法渐废，而大都以临写来代替了。但临写时也有先取透明纸，依形象（多半是绘画）轮廓，用浓墨约略勾出部位，取下后，再将纸绢盖在浓墨勾的稿本上，然后看原作临写，这种作法可说是半摹半临（基本上算是临本）。

　　2．临拟。

　　纯粹的对临，不可避免会稍离原作的形貌。它的方法是把原作放在案子前面，边看边临，这种方法是对付一些草书和比较写意的画面进行的。因为勾稿映看而摹易受拘束，草书和写意画一受拘束就显出死板的样子来，对临正可以避免这个毛病。但任何事情往往是有利也有弊，对临固然比勾摹要灵活，可是又容易失掉形似，甚或露出临写者自己的面目来。例如"三希"之一王献之《中秋帖》，就是北宋米芾的临写本。米氏是纵逸不守法的，因此这临本（有近于仿）也大露本相，试拿《宝晋斋法帖》中王献之原作石刻本辅以米芾自书来对比，就能真相大白了。又临写时如果希望搞得像一些，就必须边看边作，所以在书法中的行款方面就会上下左右不相呼应（这与勾摹本的不呼应不大一样），而且在结体上也容易出毛病。绘画中山水的皴笔等，对临的有的也会出现些脱节或浑腻纷乱的现象。

　　3．仿作。

　　一般在讲，仿作是没有蓝本的，作伪者凭自己的想象，仿学某人笔法结构，自由写作而成。大都是因为缺乏古本临摹，就不得不这样作，当然容易露出作伪者的本相来，或与时代风格不相符合。但因为自然活泼，也有容易欺人的一面。还有虽有原本，但作伪者略取大意，不予照临，亦可谓之仿。

　　４．臆造。

　　根本不管某人的作品是怎样，随意凭空伪造，所见较多的如宋岳飞、文天祥，明海瑞的一般书法；具体的如元泰石华的画石，杨维桢的鸡、明方孝孺的松等。如泰石华（达石花）等三人，根本未闻他们是会作画的，这种明明不可能有的事，稍有美术常识的鉴别工作者，是闻而必伪的，所以也最容易鉴别出来。用这种方式来作伪画的原因，主要是取其无有对证，易于欺人，所以原为书画名手而一时又有不少伤口存世的，是较少有人去"造"它的。

　　找人代作书画，落上自己的名款，加盖印记，叫做"代笔"。书法代笔当然边名款都是代者一手所写，只是印记是自用的；绘画则有的款字出于亲笔，有的也可以另找一人代写，也只有印记是自用的。代笔书画虽然是经本人授意而成，和私作伪本不同，但从实质上讲，总是出于另一人之手而用着本人的题、印，仍属于作伪的行径，这仅仅是出发点有些不同而已。

　　二、鉴别古字画依据

　　１．书画的时代和个人风格鉴别

　　书画时代风格的形成，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有密切关联的，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它的时代背景。如写字，自古至今就有过许多变化。宋以前人写字，席地而坐，一手拿简册，一手悬肘挥写，后来用高桌子，手和臂的姿势以及执笔的方法也随之而改变。再后来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不同时期的考试规定，对书法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明代规定虽要写小楷，但书画还未限制。由于写小楷笔锋活动的范围有限，手指握管离开笔毫的距离变近了，手臂也随着贴着桌案。清代试卷到康熙以后更为严格，要求行行整齐，字字匀称，横平竖直，又光又圆，于是连手腕都挨着桌面了，形成了所谓馆阁体的书风。这固然属于科举仕禄范围的现象，但却是在野的文人、方行的僧道，由于种种关系的影响，也常无形中反映出那一时期的风气。若问某时代的书风究竟是怎样，这便须把各代的字迹摆出来观摩比较，才能理会。只凭观摩，不作有意识地比较分析，不会看出差别；而只从理论上讲求差别不多接触实物，也仍然是空谈而已。

　　再以书法为例：不仅书法本身关系重要，即从文学方面来看，不论是诗是文，词汇的运用，事迹的叙述，思想感情的表达，也都能看也它的时代风格。例如陆机《平复帖》的句法语气，在明朝人的句法中是不会有的。再就书札行款格式来说，自晋唐至明清也有很大的变化，连称呼都不相同。今天我们用"千古"作为对死者的衷悼，明代却用来对生人表示尊敬。清人书画题款惯用的"某某仁兄雅属"，明人是不会这样写的。不同时代的字，笔画也不同。武则天时新创的字，不可能在南北朝时出现。古代写书、刻本的书籍可以凭避讳字来断定朝代，这种鉴别方法对书画又何尝不适用？还有作者的生卒年代、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制度等等，也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判断时代、区别真伪。

　　不同时代的绘画也有不同的风格。古代绘画创作的操作方式也和元明以后文人案头作画的方式不同。唐宋以前，壁画盛行，画家们是站着画的，就是在绢至少上作画，也多绷在框架上，立着束画，像今天画油画似的。大约从宋代开始，将纸绢平铺桌上的作画方式才渐渐兴起来。框架绷绢的画法后来只在民间画工中还沿用下去。这种立画的用笔角度和手臂的力量与平画不同，它的效果也就处然两样，这与上述的书法效果问题是同一道理的。

　　绘画自古就是为政治的，旨在"成教化，助人伦"，"指鉴贤愚，发明治乱"，所以首先促进了人物画的发展，而《女史箴》、《列女传》等都是宣扬封建礼教的题材。早期人物的描法，如"春蚕吐丝，始终如一"，继之而起的有轻重提按近似兰叶的衣纹，标志着用笔的进一步发展。转折快利、顿挫折分明的描法要到南宋才开始流行。山水画初起时不讲究比例，"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是它的时代风格。等到画家知道只要按照比例就可以将大自然缩写到画幅之中，所谓"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累数尺，体百里之迥"，又不禁对此"奇迹"大为赞叹。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山水多摄取全形，要到南宋李唐、马远、夏圭诸家截取山腰、山脚，取景才向另一种趋势发展。北宋大家如李成、郭熙所画树石是中原景色，南宋才出现水天空的一角"剩水残山"，这和宋室偏安，政治中心南移是分不开的。元代文人画讲求笔情墨韵，不以形似为工，使山水面目又为之一变。唐宋画家注重创稿，所以说"十日一山，五日一水"，表现他们刻意经营。元明以后的某些文人画家，构图落墨往往顷刻而成。五代、北宋的花鸟画着重写生，后来才有写意的"四君子"画（梅、兰、竹、菊），这自和文画有密切的联系。以上只是极简略地提一提时代不同，画家的思想、生活、工具、方法，都会有所改变以致影响绘画的风格，而使人看出它的时代特点。这只是几个例子，至于细致的分析叙述，自然不是短时间所能讲清楚的。

　　同一朝代的作品，尽管有个人和地区上的差别，如宋代书家苏、黄、米、蔡异体，山水郭熙、范宽殊观，但其间还是有某些个共同的风格特点，使人一看而知是宋人的字、宋人的画。前人临定书画看到同一时代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和不同时代作品的相异点，往往说什么"朝代气象"，实际上他们所感觉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风格。

　　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还要具体，更容易捉摸。书画家各人的思想不同，性格不同，审美观点不同，艺术风格各异，这是我们判别书画真伪的重要依据。以吴道子的画来说，他的笔墨技法上的特点主要有三：他描绘物象不是很工致的，所谓"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人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他的作品的色彩不是绚烂的，所谓"浅深晕成"、"敷粉简淡"，而被称为"吴装"，甚至有不著色的"白画"。他在早年作画线纹较细，但后来所用的本条是"莼菜条"，可以表现"高侧深斜，卷褶飘带之势"，是以表现对象的细微的透视变化高、侧、深、斜为目的，带有立体感的线条。这种线条比铁线描能更敏锐地表现出客观事物的立体造型，和书汪中的草书更接近。吴道子用以组成形象的线纹一向以富于运动感和富于强烈的节奏感而引起评论家的特别注意。他的线纹的表现或被描写为"磊落逸势"，"笔迹遒劲"，"笔力劲怒"。线纹是表现手段，而其本身所产生的效果也有助于形成一个画家所特有的风格。

　　书画者执笔的高低、竖立、侧斜、悬臂、悬殊肘、悬腕以及下笔时的轻、重、缓、急等，写作者都有着不同的习惯。这些不同的习惯，必然在笔锋着纸时有着不同的表现，显出不同的特点。笔法形式的特点，大致有正中偏侧、圆转、方折、虚笔、实笔、顺锋、逆锋等。因此，依凭笔法的特点鉴别书画的真伪，是最为可靠的。笔法对于模仿的人来证明，又是最不容易学得像的东西。每个书画作家，不管技巧高低，经过几十年的操练而逐步形成凝定的笔法特点，换一个人要在一朝一夕间就把它完全接受过来变为已有，是不大可能的。除了比较工整刻板、线点还容易摹得像外，稍为放纵流露作者个性的方法，刻意临摹，必然死板；取其大意，又不能和原作相像。同时，作伪者自己的一套笔法上的习惯特点，在临摹中极容易暴露出来。相反的方法特性--朴拙和精工、滞重和飘逸等等，也很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作伪者如果勉强去临摹和自己的习惯笔法相反的书画，其失败是注定的。笔法对作伪者来说，是最难突破的一关，所以我们在鉴别书画时，把笔法放在首要的地位。

　　２．纸绢鉴别

　　书画所用的材料绢和纸对于书画的断代起着一定的作用。绢和纸的鉴别是鉴定书画又一途径。根据和国学者目前的研究，晚周帛画和战国楚墓帛画以及稍晚时候的马王礁汉墓帛画，均是画在较细密的单丝织成的，至今为止未见用双丝绢的（即经线是双丝，纬线是单丝织成绢）。五代到南宋时期的绢，较前代有了发展和变化。从表面来看，除了单丝绢外，还出现了双丝绢的形式。这种双丝绢的经线是每两根丝为一组，每两组之间约有一根丝的空隙，纬线是单丝。元代的绢总的说来比宋绢显得粗了一些，不如宋绢细密洁白，并且还呈现出稀松的状态。明代的绢总的看来也是比较粗糙。明代早中期有一种质量较低较稀薄的绢，由于这种绢太稀薄不易落墨，所以书画家往往先将其托上纸然后再进行书画创作。

　　纸的质料是判断书画年代的又一标准。汉、晋古纸，所见都是用麻料，较多的是用麻布、麻袋、麻鞋、鱼网等废料的再生物，也有用生麻--北方用大麻、南方用苎麻。它的特点是纤维较粗，所以也难以作得精细，它无光、无毛、纤维束成圆形，有时见木素。隋、唐、五代书画大都用麻纸，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唐摹《兰亭序》、杜牧书《张好好诗》，以及敦煌出洞的大批唐代经卷，无不如此。北宋以后则急剧减少，但北方辽金的经纸还用麻料。以后用麻纸作书画的则几乎没有。

　　隋、唐之间，开始看到有用树皮造的纸，大都用楮或檀树皮，它们的特点是纤维较细，同时又随着手工业发展进步而产生的精细的佳作。此种质料亦发暗无光，仅比麻纸稍亮一些，纤维束成扁片形，微有纸毛。还有用桑树皮造的纸，其特点是纤维更细，发亮，纸面容易起长毛，纤维束为扁片形。北宋一开始，在书法墨迹中就出现大量的树皮造纸。以后，树皮纸产于全国。竹料的造纸用于书画始于北宋。竹料坚硬，最难制浆，前人无法处理它，所以不采用。竹料造纸其纤维最细，光亮无毛，纤维束或硬刺形，转角外也见棱角。北宋中期后，造书画纸的原料已无不具备，因而从此就不易以纸质来区别时代的前后了。

　　３．装潢鉴别

　　各个时代书画装潢有各自特色，可作为鉴别断代的辅助依据。如南宋宫廷收藏的书画有规定的装裱格式--绍兴御府装潢式，对不同等级的书画采用什么材料来装裱，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手卷用什么包首、什么绫子、什么轴心；立轴的用料的颜色、尺寸、轴头等都有一定的格式。

　　元代宫廷藏画选择专人装裱。大德四年，"命裱工五芝以古玉象牙为轴，以鸾鹊木锦天碧绫为装裱，并精制漆匣藏于秘书库，计有画幅六百四十六件。"

　　明代书画的装潢形式有进一步发展，书画卷增加了引首，并且有的被写上了字，有仿宣和装窄边的，也有用绫或绢挖厢宽边的；立轴则有宽边、窄边之分，有的还加了诗堂。清代宫廷收画的装裱，有其特殊的风格面貌。唐熙、乾隆时期，装裱的用料和技术、形式各方面都比较好，卷、轴的天头绫多为淡青色，副隔水多为牙色绫，临近画心那一部分多为米色绫（或绢），立轴有的有诗堂，有的则没有，但一般都有两条绶带。立轴天杆上的圆曲是定制的，与非宫廷有显著不同。嘉庆以后，宫廷装裱的质量逐渐低落，立轴的天杆逐渐变粗（晚期成为方形）一部分轴头不再用紫檀、红木了，而且显得比较笨拙。手卷比康乾时期也显得粗些。

　　４．印章鉴别

　　印章的时代特征与气息也是鉴别书画的佐证。印章的时代气息可从其形状、篆文、刻法、质地、印色等方面出来。宋代的书画作品，钤盖上书画家本人的印章为数很少，大多数书画家在作品上并不钤盖本人的印章。宋代印章铜、玉居多，少量是其它质料的。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南宋未期出现了极少数油印），蜜印颜色红而厚，水印颜色淡而薄。

　　元代印章的篆文、刻法都有变化，出现了圆朱文印。质料有木、象牙、铜、玉等，印色大都采用油印和水印。自元代王冕开始采用石料刻印以后，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渐多起来。

　　明代初期，各种石料的印章已相当普遍，篆文刻法也有新的变化，篆文每个字的停笔处，都比原笔画略粗一点，但显得较淡，并略呈黄色，同元代的印色就有些不同了。明代中后期印章以石质居多，其它如水晶、玛瑙、铜、玉等均有。字体有古文篆体等到各种形式。这一时期印色大多是油制的，颜色也有浓淡之分，也还有少数画家使用水印。

　　清初，书画家印章甩用的篆文变化并不大，但印章形状、字体字形都有多样化的趋势。清代中后期的印章，篆文刻法有各种各样的规格，如浙派、皖派和其它各种流派，大都以《说文解字》为主体。印色从为油质，水印已不见使用。

　　５．服用饰与生活用具鉴别

　　因时代不同，各历史时期的服饰与生活用具都有自己的特点。宋代官服帽子，有两根较长的燕翅，分向左右两边。元代主要统治者是蒙族，他们衣冠服饰与宋代明显有异。明代人衣冠服饰又有变代，人们都是留发满头，衣服也没有领子。清代的衣冠服饰则为长袍短褂马蹄袖。

　　６．题跋鉴别

　　题跋可分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人的题跋，后人的题跋。某件书画的题跋虽然也有对这件作品加以否定的，但是少数。最多的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又或考证它的真、表扬它的美，于是人所共知的。但书画既有伪作，题跋方面也同样有多种的作伪情况，因此书画鉴定不能不注意它的"张变幻"。真古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都是常见之事。画上如有作者同时人的题跋，应当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情况从书画本身并不见得能知道，而须从一些题跋中去探索。

　　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作伪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书史》便记载他临写的王献之《鹅群帖》及虞世南书，被王晋卿染成古色，加上从别处移来的题跋，装在一起，还请当时的公卿来题这些字卷。如果传到现在，宋人题跋虽真，帖本身却是米芾临的。

　　题跋对书画的鉴定是否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弘历收藏至富，题跋也很多，但鉴别能力都差，往往弄假成真。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他先得了赝本，叹为旷世无双。后来对真本他反说是假的。文征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鉴别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分，还须看他对作品的负责态度如何。董其昌经眼过很多书画明迹，但在评真上极不严肃，因此不能对他的题跋完全相信。总的说来，前代的鉴赏家去古较近，见到的东西多，有比我们占便宜的地方。他们的题跋虽不克尽信，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

　　7、其它一些证据

　　别字：历来把写别字看得很严重，书画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错误。如书画上或题跋上，尤其是书画的题款等等出现了这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作伪者所露出的马脚。

　　避讳：在封建帝王时代，行文要避讳，就是当写到与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写一笔，这就叫避讳，通称为缺笔。在书画上面，看到缺笔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讳，就可以断定书画的创作时期，不能早于避讳的那代皇帝的时期，否则就是作伪的漏洞。这一问题，一向作为无可置疑的铁证。

　　年月：书画上或题跋上所题的年月或作者的年龄、生卒不符，或与事实有出入，也将被认为是作伪的佐征。如张大千藏《湘江风雨图》与卷，曾影印于《大风堂名迹》第一集中。纸本，长幅。画墨笔水石风雨竹。自识；风林顾有终，志行昆季，求予写《湘江风雨》已三年矣，而予倥偬未能酬之。今年予上京师，与友携酒追而送别于鹿城之南，乘兴一挥而就，但愧用笔不精而情谊则蔼然也，时正统丙寅岁（十一年，1446年）秋七月望后一日，东吴夏昶仲昭识。钤朱文"东吴夏昶仲照图书印"、"太常卿图书"等印。另北京文物研究所存一卷，画法款题印记，和张氏藏本完全一样。画在生纸，而末尾题识处纸色拖浆煮熟。细看两卷画笔均欠沉着，款字略有文微明法派，完全是一手之作。再拿夏画真迹中题记印亲校勘，乃知正统十一年丙寅（1446年）夏氏还在吏部考功习，而他官太常卿，则要到天顺至成化五年已丑（约1457年--1469年）间，所以不可能正统中已用"太常卿图书"的印章，因此肯定这两卷多是明代中期人凭空仿造的伪本。作伪者对夏氏的生平事迹，没有仔细调查研究过，所以露出了这样的破绽来，下述几例书法伪品也是以此判断鉴别的。

　　唐代颜真卿《裴将军诗卷》（这本身是假的，姑不论），后面有宋初以"蔬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闻名的诗人林通的题跋，系伪造，因为该跋的字体是学黄庭坚的，考林通死后17年黄庭坚才出生，不可能学到黄的字体。

　　唐代欧阳询书小楷《般若婆罗蜜心经》本署书写年月是贞观九年十月四日。而《心经》乃玄奘法师从西域诸经中的一种，玄奘于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才奉敕开始译经，欧阳旬岂能预书此经？由此可以断定此帖非欧阳询所书。

　　唐代李邕书《少林寺戒坛铭》末署"杭州刺史李邕书，开元三年正月十五日建"。查《新唐书》本传，李邕书开元甘三年始为杭州刺史，史事不合，可知其伪。潜惠堂刻《灵飞经》后有赵孟俯二跋，其中一跋作于泰定四年（1327年），赵氏时年应74岁，而赵孟俯卒于至治二年（1322年），享年69岁。可见此跋不可能为赵书。

　　明代馆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沈度有一帖，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考沈度卒于宣德九年（1434年），至成化于十四年（1478年）已死去45年了，凭此即可断定它是伪作。

　　三、书画鉴定学识

　　与书画鉴定有关的学识是很多的，这里只列举比较密切的几方面：

　　1、历史知识。

　　古代的升华习惯、器用服饰等等，自是历史知识，但还不止于此。鉴定者除了要看见作品的意识价值外，也要看到它的历史价值。例如司马光的《通鉴稿》，书法并不佳，但从历史文物的角度来看却十分珍贵。又如明人手札，存世件数以万计，它们除了可供研究当时的书法艺术外，还不知蕴藏着多少历史材料。缺乏历史知识，既无法对这些东西作出恰当的估价，也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来判断它的真伪。

　　2、文学知识。

　　鉴定书画需要有文学知识。古代书画家往往同是文学家。如果我们读过染的集子，熟悉他遗迹他同时代的诗文，对他们的思想、感情、风格就能有更全面的然认识。遇到这一家的书画时，对他的了解就不仅仅是某件作品所提供给我们的知识，而含有较深刻、全面的理解，这对鉴定也是有帮助的。

　　还有，前人写字常录古人的诗文，画幅也常题古人的诗句，或标明写某某人诗意。明人写唐诗，宋诗固然常见，如果宋人、元人写了明人的诗便露了马脚。作伪者有时将诗文的作者弄错，张冠李戴。

　　3、艺术欣赏和对操作方法的了解。

　　书画的鉴定真伪固然不等于对某一书画家和他的作品作全面的艺术评价，但也决不等于说书画鉴定者不需要具备艺术欣赏能力。前代书画流传，世代传人珍重爱护，原因虽不止一端，但作品的艺术价值，往往是首先被人考虑到的。一般地说来，历史的评价，总是公允的。如果一个鉴定工作者，毫无艺术欣赏能力，那么他对作品真伪的判断也不能算是全面。历来对于画真假与好坏的关系有这样两句话："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坏。"但这毕竟是例外而不是一般，前人的作品毕竟是真而好的多，假而红的少。有不少真伪的判断是考虑了俗话的艺术价值才作出决定的。无论代表作，还是一般作品，或是较差的作品，这种高下的品评也是要靠艺术欣赏能力来分类评级的。因此，经常注意个人的艺术修养，提高欣赏水平，是一个鉴定工作者应当不断努力以求的。鉴定书画时，要求"澄必定虑"，不可"粗心照应"，专心致志地看，不要心神不定，观书法，先看用笔结体，"精神照应"，再看"人为天巧真率造作"。还要考证古今跋序相传来历，辨别收藏印识，纸色绢素。看名画要懂名画之神韵，妙手之作："人物顾盼语言；花果印风带露飞禽走兽逼真；山水林泉，清问幽旷；屋庐深邃，桥棹往来；石老而润，水淡而明；山势崔嵬，泉流丽落；云烟出没，野径迂回；松偃龙蛇，竹藏风雨；山脚入水澄清，水源来历分晓。"而"人物如尸似塑；花果类瓶总所插；飞鸟走兽但取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塞，楼阁模糊错杂，桥约强作断形，境无夷险，路无出入。石止一面，树少四枝。或高大不称，或远近不分，或翁淡失宜。点染无法，或山脚浮水面、水源无来历。"凡此种种皆为画病，定是俗笔，不列名画。

华园梦

　　1、古画鉴定的主旨：
　　即通过鉴定达到什么目的，作出什么结论。概括说就是分清真和伪，具体说则包括辨真伪、明是非、评价值三个方面。辨真伪，即鉴定作品的真与伪，主要对象是有款作品，作者署有名款或钤有印章；明是非，即判定作品属于某代或某人，主要对象是无款作品，画面无作者款印，或后人误定乱题为某代所作；评价值，即全面鉴考一件作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品评其级别，决定其取舍。三个方面以辨真伪为主。
　　然而，结合存世古画的实际情况，鉴定结论并非如此简单。某些有款作品，不是非真即伪，如唐宋时期摹拓、复制的一些古画副本，并非有意作假，而是为保存流传，这些水平极高、临仿逼真的摹本，经鉴定虽否定它为真迹，但也不可简单列入伪品，应具体确定其所摹时代，归入此时代真品之列，这已属于明是非。而有些无款作品，本身就是有意造假，如明清时期一些地区性伪作，虽没有名款，也应归入伪品之列，无必要定时代或作者，这又属于辨真伪。还有一些作品，如代笔画，款真画假，或画作亲笔、代笔参差，就既有辨真伪又有明是非的问题。因此，鉴定书画不能简单地一概肯定或否定，应将各种状况一一分辨清楚，揭示其本来面目，方算达到了目的。
　　2、古画鉴定的方法：
　　传统的方法主要是目鉴和考证两种。近世随着科技的发展，考古学中已利用14碳来测定文物材质的年代，如陶瓷、青铜等，但不适用于书画；利用电脑储存住处来协助鉴定，也尚未付诸实践。因此，鉴和考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主要方法。
　　“鉴”就是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比较是指实物间的比较，真迹与真迹比，同时代或同一人作品之间相互比，从中寻找共同点；真迹与伪品比，不同时代或不同人作品之间相互比，从中找出相异点。通过反复比较，就能逐步掌握时代、个人的风格特点。因此，多看实物，多作比较，是提高“目鉴”水平的关键。同时，观看、比较实物，不能仅仅停留在直观的感性认识阶段，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即通过比较找出其间的内在关系，以及某时代、画家、作品本质方面的特征，这样才能在心目中牢固地形成准确鲜明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之“样板”，以此作为以后鉴定的可靠依据，并在今后的实践中加以检验、修正、充实、从而达到更客观科学的认识，目鉴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诚然，以目鉴定真伪的先决条件必须是该时代或该画家的存世真迹多，鉴者见得也多，有实物可资比较。
　　“考”就是考证，即借助于画家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等等文献，对作品与之关联的某些问题作一番考证，以此来判断真伪。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考证能起一定作用；一是真迹存在甚少的画家或时代，目鉴缺乏必要的比较条件，而相关的文献资料却比较多，通过考证往往能对鉴定起作用，如唐、五代的诸多作品。二是有条件依靠目鉴的初步来判定，但仍有某些问题存疑，这就需要通过考证来进一步解决。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题为赵孟俯所绘《百尺梧桐轩图卷》，经专家目鉴，“吴兴赵孟俯”款识笔法滞涩，为裁去原款所补添的伪款，但绘画精雅，当属元人之作，画后七位元末名家题诗亦为原跋真迹。然此图尚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本幅无上款，不知图的主人公是谁？画、跋俱真，为何要截去原款，补添伪款？傅熹年先生在“元人绘《百尺梧桐轩图》研究”中对此图作了进一步考证，使上述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三是目鉴已解决了真伪问题，倘进一步辅以考证，能使结论更准确可靠，也不妨作些必要考证。
　　鉴定古画，经常需要鉴、考并用，鉴中有考，考中有鉴，一般情况下以鉴为主。倘目鉴水平不高，判断有误，考证再精微，也于事无补。像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假两卷鉴定，曾几度真伪颠倒，问题就出在“鉴”上。
　　鉴既需要熟悉真迹，也应了解伪品，掌握了历代伪造书画的各种花样和各种类型的伪作，就能根据不同情况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考要运用文献资料，文献也有真伪、正误之别，故也要首先多方比较，去伪纠误，以准确的史料来辅助鉴定。
　　3、古画鉴定的依据：
　　即判定一件作品是真还是假的根据和理由是什么？这些根据，当然必须从作品本身所呈现的诸因素中去找，如本幅画面、作者款印、他人题跋、鉴藏印记、质地、尺寸、装潢等。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称为主要依据，此即本幅画面所反映的时代风格个风格（包括画家本人的款印风格），其它因素则称辅助依据。
　　所谓理由，就是对作品本身的这些因素，进行剖析，判定真伪。要充分阐明理由，根据作品本身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其它实物或已在心目中树立的“样板”，通过目鉴来进行比较分析，同进参考有关文献作必要的考证，然后才能得出言之有据，令人信服的结论。
　　作为主要依据的时代气息和个人风格，也通过诸多因素反映出来，如画面本身所含的题材构思、思想内容、构图造型、笔墨形式、风貌格调等，都打上一定的时代烙印，并显现出画家的个性特征。这些因素相综合，就形成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然而，这些因素也有主次之分，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笔墨，因为这是最能反映个性、最不易仿效的因素。其它诸如题材、内容、构图、造型等，摹仿品完全可以依葫芦画瓢，难以据此判真伪；而且它们有一定的延续性，后代可以沿袭前人，在时代性上只能“断前不断后”。至于思想情感、审美趣味，属于比较抽象、不好把握的因素，更难作为准确的、主要的鉴定依据。
　　笔墨之中，笔法又是主要的。所谓“笔法”，简单讲就是用笔的方法，包括执笔的方法，那高低、竖立、侧斜、悬臂、悬肘、悬腕或手腕着纸等；以及下笔的方法，即轻、重、缓、急、顺、逆等。这些不同的执笔和下笔方法，就形成不的笔法特点，笔法特点具体论述起来，各时代和每个国家又有名自的具体特色。概括讲，在笔法形式上可归纳为中锋、侧锋、卧锋、回锋、顺锋、逆锋以及中正、偏侧、圆转、方折、虚笔、实笔等；在人物画中，笔法主要体现在线条上，形成各种描法，如明人归纳的“衣纹十八描”；在山水画中，笔法的主要部分是“皴法”，即用各种粗或细、长或短、光或毛、干或湿的线条，来表现山石的结构脉络和高低凹凸，于是又有“二十四皴”之谓；另外，笔法体现在点上，又有点、攒、擢、剔之别。
　　笔法对每个画家来说，都不相同，即使属于同一类型的笔法形式，也无完全一致者。因为笔法是一个画家经过长期操练、自然而然形成的，一旦凝定成习惯特点后，本人主观上想改变都难。模仿者不可能具备与之相同的操练过程和时间，也会因功力的深浅不同而呈现了某种差异；至于个性鲜明的笔法，就更难奏效。因此依据笔法来掌握个人风格以至时代风格，是最可靠和关键的。
　　个人笔法还有早、中、晚期的变化，如果了解画家不同时期的笔法特点，就能更准确判断；倘能掌握其早期变化的规律，那么即使有些画家早、晚期变化较大，也能根据异中不同，作出相应判断。
　　诚然，在某些情况下，笔法也无法作为主要依据。一是实物遗存太少，甚或孤本，难以窥知其笔法特点，如宋以前的不画家；二是分外工整的作品，容易临摹，仿者水平又较高，如某些仿仇英的苏州片；三是生拙味较浓的某些文人画，真迹的有意生拙与仿作的技艺低下之生拙较难区别，如明末的一批文人画家。不过，时代还是大致可以断定的，因为时代风格是由同时代诸多画家的个性汇成的共性，其笔法特点较显见并有条件加以掌握，像有存世真迹的唐、宋、元、明、清各代，笔法的时代特征均不难区别。
　　笔墨之中的墨与色，也有自身的方法和形式。墨有晕、刷、泼、渗等方面和破墨、泼墨、晕墨、积墨、淡墨、浓墨、枯墨、水墨等形式，画家用墨又有个人习惯和特色，如倪瓒善用干、淡墨、吴镇常施湿、浓墨。色有晕染、泼彩、没骨等方法和重彩、淡色、浅绎等形式，同类型用色也各具个人特色，如孙隆与恽寿平没骨法之不同。由于墨色与笔难以分开，必须运用笔才能使墨色产生无穷变化，墨法依附于笔法，因此，作为主要依据的笔墨中，笔法仍是主要的。另外，墨与色较之笔，容易模仿，其可靠性远不如笔，倘作为主要依据容易误判。
　　古画鉴定的辅助依据，包括题跋、印章、纸绢质地、尺寸装潢、著录文献等等，在一般情况下只起佐证作用，特殊情况下才起决定作用，不作赘述。
　　

十二的张井

华豫之门常看，买了不少书籍，奈何一到实战，头脑一片空白。还是瓦全铺子老师厉害。

华园梦

　　一、版本作伪的原因和历史
　　制作伪本和制作伪书的原因不同，伪托古人著书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一般来说有三条。一是社会原因。由于历代兵燹动乱，自然灾害，典籍的散失与积聚变动极大，原书佚失，后人据记载而伪造古书。二是政治原因。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为了制造舆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伪托古人造假书。三是好事者所为，目的在於欺世盗名，招摇撞骗，扩大个人的社会影响，是为名利私欲所驱。这些都不是经济原因所使。版本作伪就不同了，经济因素是其决定因素，不法书商利欲熏心是其根源。当然还应当考虑到促发这种贪欲膨胀的客观因素，比如古书旧本的流传日稀和藏家的争购，使古书旧本的商品价值日益增长抬高，加上附弄风雅者和居奇牟利者推波助澜，更使作伪者有机可乘，有空可钻。
　　伪本想要冒充的大都是价值较高的版本，是值得作伪者冒险的版本。确切的说，伪本主要是伪宋本、伪元本，很少有人去假造明本、清本，因为古书版本的商品差价主要反映在宋元旧刻和明清新刻之间。而且伪造旧本需要具体、一般的物质条件，必须有与古本旧本形态接近相似的版本为基础。很难设想有谁能在一个与古本相差很大的版本上作假到可以乱真的程度。所以伪本一般都是以元本充宋本，或以明本充宋、元本。清代刻本形式特征去古已远，作假很难。当然也有以明清劣本伪充明清善本的情况，如用翻刻明世德堂《六子全书》本冒充原刻本，但这在伪本中毕竟是次要的少数。
　　版本作伪是旧时代的怪胎，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宋元刻本在宋元时代并不珍贵，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南渡避难时，忍痛割爱，把藏书弃去。她"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数箧"。明初，宋元旧本虽损失惨重，日益稀少，但当时还没有形成追复宋元古风的势态，宋元旧刻的身价并未凭空拔高，书商作伪的气候尚未成熟。而这些条件都是在明中期才逐步具备的。嘉靖时代出现的仿宋刻本既反映了时代之风尚，同时也为伪本制作者提供了制作伪本的基础。况且那时宋元版本的身价已达到了按页计价的程度，作伪者有暴利可图，见利忘义，也就无所不为了。所以伪本的大量产生应在嘉靖之际。据明万历间高濂《燕闲清赏笺》"论藏书"条记载："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蔺纸，或用糊褙方帘棉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曰刮，以墨浸去嗅味印成。或将新刻版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炉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虫于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物，仿佛以惑售者"。类似的记载在其它万历间笔记札记中还能找到，这说明版本作伪之风当时已炽烈。乃至清代，宋元旧本更见稀罕，而且清人重视版本胜过明人，宋元旧刻更是身价百倍，书商制伪变本加厉。这在清人著作中屡见记载。郭麓《灵芬馆诗话》说："近时初印本仿宋刻之精好者，以物染纸旧色。其无缺笔者，或另刻一二页，或伪刻年号以实之。"蒋光煦《拜经楼藏书踢跋序》说："旧刻旧抄本之中，苕贾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耳，剔画以就讳，剜字以易名，染色以伪旧，卷有缺，划版以杂之，本既亡，录别种以代之，反复变幻，殆不可枚举"。民国时代，北京、上海等地的某些书商还专门雇佣工匠来制作假本，手段之高明竟使专门研究版本目录学的行家里手也上当受骗。解放后，通过对旧书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旧时代的罪恶才从根源上得以消除。但是，延续了数百年的版本作伪活动，毕竟在社会上留下了不少难以鉴别的赝品。这也正是版本研究工作者现在仍需学习掌握版本辩伪方法的原因。
　　二、古籍作伪手法
　　1、伪改书名、著者以充罕见之书
　　过去的藏书家选择善本书时，罕见之书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书贾利用藏书家以稀为贵、奇货可居的心理就剜改书名、著者，伪造罕见的书。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吴鹏有刻本。因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传较广，倘若以原书真实面貌出现，对藏书家不会有多大吸引力。书贾就将书名剜改为《国史通典》，同时剜去题下杜佑的名衔，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郡宝国贤撰"字样，序文也作删改，还在书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钤了"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书印，以掩饰剜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剜改，就成了罕见的奇书乐。元刻明修本《晋书》，书贾动手剜改了书名，称为《两晋人物传》，并伪题"无锡王达撰"。这样一改，使人感觉书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更容易吸引某些藏书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是地理方面的名著，书贾为了制造罕见书的假象，把书名改为《游名山记》。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见假造书名、著作不见各家著录便认为奇货可居，故应谨防受骗上当。
　　2、增删刻书牌记
　　古书中的牌记是考证一书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据。有这块牌子无这块牌子，书的版本价值是很不一样的。书贾抓住这一点，怎么对他有利，他就怎么干。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王国维亲笔题跋的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语》，刻印精良，书品极好。但书贾硬在书前加了一页刻书牌记，右上角竖行题称"陈眉公先生重订：，中间竖行大字题名《孔子家语》，左下角署"古关杨敬泉梓"。陈眉公即陈继儒，明万历时人。本来是嘉靖时刻的书，却安上了一块万历时的刻书牌记，目的在于借重陈眉公的大名以抬高本书的学术价值，并想利用这块牌子来说明此书版本的完整性和确切性。二者合一，此书便可以身份大增，书贾从中获得。清初刻本《诗人玉屑》，书前原有"处顺堂藏板"的刻书牌记，且有"重刊元本"字样。由于书机时作伪，撤去了这块刻书牌记，竟骗过了墨海楼蔡氏。蔡氏以元刻本收进，察觉上了当，却又反手卖给了别人。这种增换刻书牌记的情况，往往在明清之际所刻的从书中和翻刻本中时常发生。万其是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伪方法简单，只需抽去牌记，略加伪饰即成。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记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不能轻信，应该多方考证，审慎鉴定。
　　3．剜改序跋。
　　剜改序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或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获利，在古书版本造伪中亦属司空见惯的现象。尤其是在配合其他作伪手段时，挖改序跋中紧要之处，更是屡见不鲜。如时彭大翼辑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书贾将书名控改为《书言故事》，同时将题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两字剜下，偷梁换柱贴在书贾加印的"锡山陈幼学"名字下面，投藏书家所好。为了证明这部书确系无锡陈幼学纂著，书贾还对《山堂肆考》原书序文进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两处被挖改：一是交序文第六页后半页害虫去后，杜撰墨"无锡陈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页文字也作了篡改："集而成编，总之二面四十卷，名曰《书言故事》"，与剜改书名著者相呼应。因此，凡古书中无序有跋，或序跋与的内容自相矛盾时，切不可轻信其中所题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应当多方考证后，再做决断。
　　4.染纸造蛀以充古刻旧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对染纸和伪造蠹鱼虫蛀痕以作伪有精细的描写和精彩的议论：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摹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简卷用棰细细敲过，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真两头角处。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红色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赋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数人，莫可窥测，收藏家当具真眼辨证。
　　以上说明，染纸以充旧刻，这种作伪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人采用。同时明代还有书坊染仿旧纸，然后印行古书的，关于这一点，商濂还没有谈到。而近代书贾则是利用清时的影寮刻本进行染色，以充旧刻。
　　5.版本杂拼。
　　用几种不同版本杂拼成一部书，是书贾出售残本的一种作伪手段。一般以一种较好的残本作为基础，残缺卷用其他版本或其他书拼配，再进行加工，掩饰杂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现。有一部《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残存一百十卷，其中卷缺四十八对五十五、八十二至八十七、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七。书贾为了将这部《史记》配成足本，从明喜靖四至六年王延哲刻本凑齐二十卷配予汪谅刻本。这样就成了一部完整的汪谅刻本的《史记》。为将这部明嘉四年汪谅根据宋绍兴刻本翻刻的书充宋本，书贾剜去目录后"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合汪谅氏刊行"两行刻书年款，同时剜去题下校题者姓氏，把纸染成暗黄色，给人以古得古色的感觉。还在序和目录前后伪钤敢"季振宜印"、"钱谦益印"、"牧斋藏书"等名家藏书印。因王延哲刻本也是翻宋刻本，书贾同时染了纸，初看似宋椠，如果不找书影对比，很容易上当。无锡市图书馆藏的《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书贾竟用了三种明刻本拼凑而成。卷一至卷五是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卷端题《唐诗品汇拾遗》；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卷端、书口均题《唐诗拾遗》；卷八、卷九则是明俞宪辑的《删正唐诗拾遗》的残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不同，而后一种是另一著作辑本，书贾硬把这三种书凑合在一起，在书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陈炜撰的字，就把这部残本伪造成明成化间刻的《唐诗品汇拾遗》了。
　　6.割改目录、卷数。
　　目录是全书的纲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书的章节体例，可以借以了解古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会产生差异。书贾常常利用这个特点，删割目录，剜改卷数，以残本充全书。书贾除剜瞩目录、纂改卷次外，还有伪加目录一法。此法常见于丛书零种扫作伪；即将几种丛书零种合在一起，加上一个目录，另成一书。如元陶宗仪编的《说郛》，清顺治三年两浙督学周南刻本，存五面六十种。书贾将这些书合起来伪题书名《儒林学海》，明无锡万镗辑，还在书前杜撰了和篇尤镗自序。尽管存书多达五面多种，书贾还是不厌其烦地伪加了目录，同时还钤了清名家阮元的藏书印"文选楼"，将若干丛书零种改头换面，冒充一部完整的稀见丛书。
　　三、比较版本优劣的方法
　　一般来说，比较版本优劣有如下几种方法：
　　1、文字
　　版本文字是比较版本优劣最基本、最有代表性的方面，通常对善本的解释就是校勘精良、错字较少的版本。比较版本文字的方法就是校勘，它与校勘学中的版本对校法从方法上讲是一回事，不同的是，前者用校勘的方法比较版本文字优劣，后者是用版本的异同来校勘文字。换句话说，比较版本文字是校勘学在版本学中的应用，而版本对校是版本学在校勘学中的应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版本学与校勘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外，两者在程度上也有差别。比较版本文字，只是对古籍版本的内容文字作局部的、初步的校勘，以为优劣比较的典型分析。而版本对校是校勘古籍的一种方法，要求用各种版本对古籍作全面深入的校勘订正。
　　比较版本文字，先要校出异同，然后才能分辨优劣。文字优劣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正误，二是优劣。如果一个本子的误字较另一个本子少，那么两本的优劣是很容易分辨的。问题在于判断版本文字的是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2、篇幅
　　版本差异还表现在全书的篇幅结构上。因为古籍版本在传刻过程中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增加、减少、改变其篇幅结构，以致出现不同版本的篇幅结构异同，其中自然存在着优劣之分。
　　版本篇幅以正文部分的差异最为重要，最能显示版本的优劣。正文的差异大多出现在集部图书里，像经、史、子类的大部分书记籍，正文内容早已定局，差异多在个别文字、局段上。而古人诗文集的编篡刊印，大多有一个艰苦费日的过程，才渐趋完善。余嘉锡《四库总目提要辩证》说："凡宋人文集，往往有前后数本，多寡互异，大抵编辑愈后，卷数愈多"。历代文集基本如是。以杜甫诗集为例，最初有唐人编辑的《杜甫集》六卷本、樊晃《小集》六卷本、卷数不详的顾陶刻本和后晋开运二年官书本，以及二十卷的孙光宪序本和郑文宝序本。后有宋人孙仅编集的一卷本和苏舜钦编集的《老杜别集》二十卷本。北宋仁宗宝地二年（1039），王洙"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除其重复，定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视居行之次，与岁时为行铂，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这是宋代最完善的一次杜诗编集。
　　别外，重刻古籍常有节录之本。节本与原刻足本想比，很容易看出两者的优劣。节本大都是丛书中的版本。比如北魏羊衔之《洛阳伽蓝记》，历朝翻刻，传本极多，大致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五卷的足本，如《西今逸史》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真意堂三种》本、《广汉魏丛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等等。另一种是一卷或不分卷的节录本，如《说郛》本、《五朝小说》本、《旧小说》本等等。虽然节本中也有个别文字较胜的可胜之处，但从篇幅的完整性来说，毕竟不如足本为优。
　　比较版本篇幅内容的差异优劣，应该根据不同类型的图书，采取多种相适应的方法。比如宋代著名目录著作《郡斋读书志》的袁州刻本和衢州刻本，孰优孰劣，自清以来，一直从说纷纭，莫衷一是。孙猛《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版本源流及衢袁二本优劣》一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目录书的特点，把《郡斋读书志》的篇幅内容分成收录书量、序文、分类、归类、编排、书名的著录、卷数的著录、编纂者或注释者的著录、解题等九个方面，来对衢本、袁本作比较。经比较，发现衢本收录书量较袁本实际多出十九部，小序多十三篇，类目多设两个。两本归类不同的有四十六例，大多衢本较优。类目编次虽两本都有鼠乱之处，但衢本仍比袁本稍微整齐可观。
　　

华园梦

　　一、古钱币常见作伪方法
　　1、翻铸法。
　　此种方法以真钱原品做模型伪造。浇铸铜水多为古代铜钱或铜镜溶化而成，因此翻铸铜质仍为青铜或红铜。由于热涨冷缩缘故，以本钱翻钱要小于本钱，即翻铸小一匝。此种伪钱上市极多，有的几可乱真。
　　2、改刻法。
　　选择旧铜钱较厚的的磨去原有文字，改刻另一种稀见品来伪造。此种伪造品为数不少。如五铢改刻为太清丰乐，小货泉改刻为永光景和等。还有选择铜钱文制模糊的添刻文字或星月，如改刻半两为两两或半半，改刻五铢为五五或铢铢。用种种办法标新立异。
　　3、粘合拼接法。
　　此种方法多用于连泉、合背、同文钱。取相同品两至数枚，磨去没钱的一部分，粘合拼接，即成连泉、合背或同文钱。还有磨去二个旧钱的背，拼合起来成为两面文字。
　　4、色泽作旧法。
　　出土古钱历经百年地下腐蚀，有的满身翠绿、有的红、绿、黄、白，斑斑驳驳，钱币界称为“生坑锈”。传世的古钱由于长久玩赏，油汗入表，钱体呈黄褐或褐色。作伪者为取得“生坑”、“传世古”的表面效果，便在伪钱色泽上作旧。常见的方法如下：
　　一是伪造绿色。因为出土的古钱都有绿锈，所以伪造古钱施以绿锈，方能逼真，伪造绿锈的方法有七种：（1）将伪造的钱埋入土中，经过二三年后取出来，就有满身绿颜色的锈了；（2）将伪造的钱币浸以盐酸或醋酸，再埋入土中，经过一年半载后取出来，就有满身的绿锈了；（3）用胶水调以绿色粉末，涂在钱上，便成为一种类似硬绿的锈（4）用松香调以绿色粉末，涂在伪钱上，便成为了一种类似硬绿的绣；（5）用绿色瓷漆涂上伪钱，经过一年半载，瓷漆干燥坚硬，颇似硬绿绣；（6）用真的铜锈粘在伪品上，这样看上去硬绿满身；（7）将钱浸在醋中，加入硫酸铜。
　　二是伪造红锈方法。出土的古钱也有生红锈的，伪造红锈的方法有四种：（1）将造成的伪钱用火烧煅使透，浸入冷水，便带红色的锈；再浸以盐酸或醋酸，埋入土中，经过一年半载取出来，便有红绿锈色，颇似出土古钱了；（2）用胶水调以红色粉末，也能造成红绿锈色；（3）用松香调以红色与绿色，同涂在伪钱上面，便成了红绿锈；（4）用红色瓷漆与绿色瓷漆调涂伪钱上面也能造成红绿锈。
　　三是伪造传世古法。流传数代王朝没有入土的古钱，钱面往往有一种黑褐色，这种颜色称为传世古。作伪者伪造这种颜色的方法通常有下述两种；（1）将伪钱用火煅烧，取出后使冷，钱的表面上便发生黑色，再放衣带裹之，经过一年半载，色泽光润，便与真钱相似；（2）将伪钱用盐酸或硫酸浸一二日，取出便现黑色，再裹入衣带一年半载，色泽渐发光润，与传世古钱相同。
　　二、古钱时代风格鉴别
　　1、先秦钱币风格。
　　先秦时期，货币以刀、布、圆钱、蚁鼻钱（又称鬼脸钱）等为主。大部分的刀、布币币身极薄（部分地区釿布、戈邑方足布、即墨小刀等的币身较厚），刀币的浇口在首端。刀、布的浇口及边缘常有浇铸时挤出范外的多铜，因未加磨琢而呈自然状态。有些伪造的刀、布币边缘被挫磨光滑，实际上是画蛇添足，暴露了伪造痕迹。大部分刀、布币的文字是用刀刻在泥模上铸成的，其笔画是一刀而成，绝不致窜，甚至还看得出落刀与收刀的形迹。这种战国文字书法流畅隽秀，前后相贯，生动自然，而伪造者由于对战国文字缺乏深入研究，故有些伪品字画呆滞，笔意全失。由于战国文字较难模仿，因此，伪造者每获真钱，即有以翻铸赝品。这种翻铸的伪钱比较难于识别，然而通过认真观察，可以发现翻铸的伪钱一般较厚重，铜质也粗。当然，这类伪钱中也有铸得极精的，这就必须细心观察整个钱的外表及其锈片的真伪，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2、两汉钱币风格。
　　汉武帝时的三铢通行时间不长，存世也少。伪造者取五铢改刻，但三铢比普通五铢轻小，“铢”字写法也与五铢有明显不同，易于识别。也有以钱翻铸的伪品，但能乱真者少。汉代的普通半两、五铢钱存世较多，目前所见伪品几乎都是半两、五铢中的特殊品，如“两两”、“五五”等（实际上确有当时错范或戏铸的真品）。伪造者一般采用真钱改刻的方法，也有翻砂而成的，如伪钱“五五”、“平平五铢”但翻造不精，肉质粗糙。新莽朝的铸钱工艺非常讲究，向称铸钱好手，但仔细观察，王莽钱也有精细之分。拿著名的六泉十布来说，有轮廓斜削、笔画细挺、制作特别精美的；也有文字平夷、制作较逊的。十布又有通穿（即圆穿与首端间有中线者）与不通穿二种。从整体上来讲，当时的钱文以悬针篆为主，其笔画之流畅峻削，布局之匀称得体，皆臻上乘。六泉十布中除大、小泉及大布外，伪品较多。有未见真钱，仅按旧谱翻造的“幼泉二十”伪钱，制作粗劣，容易识别；也有取旧钱改制的“壮泉四十”伪钱；还有照真钱翻铸的，这种伪钱虽较精致，但与真品相比，文字缺乏生气，终能识别。新莽朝的大泉五十虽无人作伪，但一些特殊品如大泉五铢等亦有伪品。真的大泉五铢是当时铸的改范钱，原来的“十”字犹隐约可见；还有一种大泉五十背有吉语，如“长乐未央”等，文字书法生动有致，非作伪者所能摹仿，但极少见。
　　3、魏晋南北朝钱币风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钱币种类较多，在钱文上已打破了铢两相称的习惯，出现了一些国号钱、年号钱及古语钱，如“丰货”、“汉兴”、“凉造新泉”、“大夏真兴”、“永光”、“景和”、“天清丰乐”等等。这一类钱由于奇货可居，伪造也多。“丰货”钱的铸工较差，但文字苍劲古拙，伪品则貌似而神异，真伪易对照。“汉兴”、“永光”、“景和”的直径在1.55至1.7厘米之间，“凉造新泉”、“天清丰乐”的直径在2至2.2厘米之间，“大夏真兴”的直径在2.2至2.3厘米之间，若发现直径大于此者，基本上都是伪钱。“汉兴”有直接横读两种，文字亦有篆隶之分。“永光”、“景和”极为少见，解放以来未见有新的出土，且钱小穿大，容易破损毁灭，故现存精美完好者屈指可数；两者以“永光”尤为难得，伪造者常以六朝五铢改制，但形制、文字面目皆非。“凉造新泉”的文字瘦小端正自成风格，可惜笔画间常残留流铜，钱文不甚清晰。若发现特别清晰规整的“凉造新泉”，倒要细心观察，看看它究竟是否真品。北魏“太和五铢”以生坑为多，而伪品则多数做成熟坑（这非说凡熟坑的太和五铢都是伪品）。凡是传世流行的古钱，不论是携带或收藏，都是用绳索穿起来的，经过长时间的摩擦，钱的两面都一平如镜，若是人为的熟旧，往往字口轮廓磨塌，文字失去精神。
　　4、唐代钱币风格。
　　唐代货币以开元钱为主。初唐开元大型精美，会昌开元铸工较为粗糙，其背文有“昌”、“京”、“洛”、“益”、“荆”、“襄”、“蓝”、“越”、“宣”、“洪”、“潭”、“究”、“润”、“鄂”、“平”、“兴”、“梁”、“广”、“梓”、“福”、“桂”、“丹”、“永”等23种。背“永”字者最少，“永”字有穿上、穿下及大小之分，但文字多臃肿而平夷，精美者少。伪造者有取背文模糊的会昌开元改刻成永字开元，故鉴别时要留心观察“永”字周围有无刀刻痕迹，若系翻造者又当别论。会昌开元的背文系开铸前用小戳子打印在模上，上下左右位置并不严格固定，有时凸出钱面甚多。此外，尚有背文打印不清或一时不能确释的会昌开元，但确是真品，非改刻伪铸者。唐代的大历、建中钱存世也较少，亦有伪造，但摹仿逼真的尚不多见。大历、建中钱的制作不及初唐开元。大刀钱尚有大型精美者，建中钱多数薄肉小样，大型厚肉的极少。
　　5、五代钱币风格。
　　五代时各地割据政权纷纷设炉铸钱，种类庞杂，由于连年征战，当局者为了应付财政困难，或铸大钱，或铸铁、铅和低质合金钱，故五代时大钱多、铁钱多、铅钱多，制作精粗不一。如后晋时“天福元宝”大多薄小寙劣，制作粗糙；后周的“周元通宝”却精美异常，于初唐开元相似。凡“周元通宝”大钱及小平背有龙凤、佛像、公鸡等图案者，皆系后代仿制，决非当时的行用品。又同时马殷的“乾封泉宝”大铁钱，其间精粗相差特别大。“乾封泉宝”大铜钱传世极少，所见伪钱文字过分造作，反失生趣，仔细分辨即能看出真伪。
　　6、宋代钱币风格。
　　宋代钱币一般是每换一次年号就新铸一种钱，其铸量、种类之多，为历朝罕有。两宋300年间，通行以小平及折二钱为主，间亦行用大钱，其轮廓、大小都有一定标准。自南宋淳熙七年开始，钱背以数字纪年，钱文书体也逐渐以宋体为主。总的来讲，两宋钱币的铸工考究，徽宗时期尤为突出，独创一格的瘦金体见于钱文，秀纤的书法配以精湛的铸工。常使伪制品相形见拙。宋钱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版别多，如宣和、政和共有数百种版别。南宋的嘉定铁钱除大小不同外，又红又专有通宝、元宝、重宝、新宝、永宝、真宝、珍宝、正宝、之宝、万宝等10余种，而背文以有纪地、纪年、纪值的区别，历朝以来，实属创见。普通宋钱无人伪造，而康定、至和重宝背坊、虢，圣宋通宝、靖康等品种的伪钱较多，凡遇到这类钱币时必须慎重对待，要仔细观察有否做伪痕迹，是否与大量的普通宋钱形制相合，南宋的临安府钱牌有三种式样；一种是上下圆角；另一种是上下方角；第三种是上圆下方。清代仿造者取其钱翻砂，制成的赝品几能乱真，唯锈色、色浆不及，个别字文走形。
　　7、辽代钱币风格。
　　辽代钱币有其特殊的风格，钱文旋读，字含八分，笔意古拙，铜色较红。从辽代的天显到辽宋的天庆，近一二百年间，钱文、形制均一脉相承，这说明辽代铸钱有明显的传统性。辽代早期钱币如天显、应历、保宁、统和等存世极少，伪造者无从觅得蓝本，故伪钱亦少。有一种统和元宝伪品，与辽代风格相去甚远，亦易识别。
　　8、金代钱币风格。
　　金代钱币向以精美著称，这与金人掌握了宋陕西炉的铸钱技术力量有关。金代的泰和通宝揩书大钱极为难得，数十年来，只发现二种版别，其书体甚佳，轮廓、文字略有肥瘦之分。曾见一种模仿细字版的伪钱铸得较好，显系用真钱翻铸而成，但为了掩盖新铸痕迹，外轮被敲击变形。小平楷书泰和通宝多数为白铜质地，亦甚难得；篆文的泰和小平钱未见真品；篆文折三泰和确有真品，然存世极罕；承安宝货铜钱未见真品。
　　9、元代钱币风格。
　　元代通行纸钞，早期钱币除蒙文大元及至大通宝外，铸额均少。有些年号仅有庙宇钱传世，这种庙宇小钱不作货币行用，旧称供养钱。元末的至正权钞币值愈大（即钱形愈大），面背错范没有对准所致，造成文字和轮廓都倾于一边的现象，但出于自然，无造作气。其背文笔画较繁，含糊不清者居多，伪造者常用真钱翻铸，由于翻造不精，背文模糊，与真者大相径庭。也有一种伪品虽刻意摹仿，背文特别清晰，同样失去原钱雄浑自然的风貌。历朝铸钱除特使情况外，铸量以千、万贯计，必然是熟练工人才能胜任，他们按工序放手操作，不若作伪者肆意模仿，顾此失彼，弄巧成拙。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钱币如天启、天定、天佑、龙凤等，不仅书体极佳，铸造亦精。大义通宝的铸工不及以上四种，故有“精天定，滥大义”之称。大义通宝偶而也有精美者，但为数极少。以上五种都有伪品，其中最多的要推天启和龙凤。有一种天启通宝伪钱是取天定通宝改“定”作“启”而成，伪劣品的“天”、“通”、“宝”三字与“启”字有明显的不协调感。
　　10、明代钱币风格。
　　明代钱币，早期与后期的文字、形制都不相同。早期狭轮，文字挺秀；后期外轮变宽，钱文以宋体为主。明初的大中、洪武钱为早期风格的代表，当时各局均有铸造，分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五式，版别较多，如“通”字就有单、双点之分，背有纪值、纪地及光背等数种，各地所铸的钱文自成系统，书体各不相同，存世多寡悬殊。伪造者有取常见的浙、豫版改成稀少的京、济、鄂版，以致面背文字不符，暴露了弱点，如伪钱大中通宝背十挂的面文就完全是浙版的字体。又如伪钱天顺通宝是取明末的大顺通宝改铸而成，天顺在弘治之前，属明代的早中期，不应出现明末的钱风，明代实际上没有铸过天顺通宝。明代钱文为避朱元璋的“元”字讳。一律称通宝，且直读（即通宝二字在右、左方）；延至清代，钱文仍以直读通宝为主。直至咸丰发行大钱时有恢复了元宝、重宝之称。
　　三、古钱的铜质铜色鉴别
　　古钱的铜质主要有紫铜、青铜、黄铜、白铜等数种。紫铜的含铜量最高，一般在90%以上，颜色紫红。青铜属铜锡铅合金，其颜色有深红、淡红或水红、青白、微黄等种。黄铜指铜锌合金，其色有淡黄、金黄之分。白铜指铜合金，多见于近代机制币。有一些铜色银白的方孔古钱，习惯上也称为白铜钱，但实际上并不含或含很少。它仍是一种青铜，只是铅锡的成分较多而引起了铜色的变化，为了尊重习惯及鉴别上的便利起见，现仍称为白铜钱。由于各个历史时期各地的铸钱方法、铜矿资源、成分配给都不相同，所以古钱的铜质铜色也有较大的差异。古钱的成反一般采取化学分析的方法来获得，但这种破坏性试验对古钱鉴定来讲并无实际意义，所以古钱的铜色在鉴定上显得更为重要。先秦圆钱的铜色深红，接近紫铜。刀布币的铜色多呈淡红。先秦钱币的另一特点是币身较薄，伪造者常渗入过多的铅以增加铜熔液的流动性，这种伪品铜色暗红，质软易变形。半两及五铢的铸期较长，铜色也深浅不同。凡传世日久的太和五铢，铜质裸露，其色深红，且质地极为细腻，表面几乎找不到砂眼气孔。一种大字版的金旁略低，伪品的铜色较淡，且铜质也粗。五代时的天德重宝铜色微带青白。天策符宝传世品表面常有一层黑色的氧化层，内部铜质多呈水红。永安一百、永安一千铜色微黄，南唐钱币的铜色也多数偏黄。北宋早期铁母如宋元、太平等铜色淡黄或微黄，后期铁母如绍圣、圣宋、大观等铜色较深，而宣和、靖康、建炎小平铁母多属白铜。建炎重宝颜色深红，南宋铁母的铜色多数偏黄。辽钱铜色深红或紫红。西复钱铜色水红。元钱铜色深红及浅红者多，而寺观供养钱也有偏黄者。嘉靖之前铸钱用青铜，嘉靖之后则多用黄铜，着与掌握了锌的提炼技术有关。明清雕母（祖钱）铜色以金黄为主。清代新疆铸钱用紫铜，故称新疆红钱。咸丰宝福局钱为紫铜质，但宝福局阔缘红铜质，咸丰重宝当百大钱、背外缘外重五两者属伪品，真品存世仅5枚左右，铜色有暗黄及深红二种，外缘宽度与普通当百大钱同。一说宝福局大钱用铜炮材铸成，铜色深浅不同，但主要是淡红色的铜。小平铁母及部分当十当二十样钱以白铜铸成。咸丰宝河、宝陕当五百、当千大钱为紫铜质，当十至当百大钱为黄铜质，而黄铜的宝陕当千大钱则属伪品，宝泉、宝源及宝巩的当五百、五千大钱有黄铜、紫铜二种。咸丰满汉文浙字钱铜色微带金黄，且铜质细密，书体凝重，伪品钱文为普通楷书，铜色淡黄，铜质也粗。以上列举部分古钱的铜色，但不包括特殊情况。
　　四、古钱币形制鉴别
　　在钱币的形制中，钱文字体较多地表现了时代的一致性。每种钱币文字各有特征，但它总还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字，有时代共性。这一规律，也可作为鉴定依据之一。鉴定一个钱币字体对不对，首先看它是否合于时代特点，第二步才看它是否合于本品种的特点。比如，有的“东周”“西周”圜钱，钱文是小篆体，也有“化”钱文为小篆体，显然都是伪品。小篆体是秦统一后“书同文字”，才推广到全国的，战国时的两周钱文应具三晋两周金文的基本写法；化钱文应有齐文字的特征。又如，宋代钱文有“方头通”，明清钱文也有“方头通”，但方的程度不同，有一个从不太方到很方的变化过程。一枚钱币上的字，同出于一人之手，应该彼此协调一致。用拼合法造的伪币，很难做到这点。有人用南明桂王的永历钱改成唐太宗时的大历钱，两种字体差距相距数百年，作法再精也能辨别出来。
　　各时期的铸钱，或出于需要，或出于规定而形成一些特定的现象。如齐的刀币为保护钱文而把轮廓铸得较高，背中间有一高点。没有这一特点，多半是伪品。又如唐代的乾封泉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五代十国的保大元宝，钱文应旋读，钱文对读必假，因为“制不类”。同一币形，先后也有变化。燕的明刀币，前期弧背，刀把上的二竖道不上侵，到刀把根部为止，明字长而狭。后期明刀币磬折形，把上的二竖道上侵道刀身，明字多偏。明字狭长，身形磬折，或明字扁圆而身形弧背，必为伪品，因字形不符。
　　星、月、决纹、出纹等记号，也是古钱形制特点值得注意的地方。钱币上铸星月等记号，是当时人有意的制作。铸星始于秦半两钱，铸月形、四决纹从西汉五铢钱开始。铸四出纹从东汉五铢钱开始，星、月一直到明代崇祯钱上还有，隋代以后已不具有四出纹钱，四决纹似乎未出东汉。这些记号在五铢钱上表现得最多样。试以五铢钱为例；独汉武帝时的赤仄五铢上铸过半菱纹，武帝五铢钱开始铸上、下半星，至王莽钱止。
　　西汉五铢有面四决纹，至王莽钱止，从至今钱币出土上看，东汉时已无此制。背四决纹开始于王莽时的“大泉五十”，西汉尚无此制。西汉五铢、王莽钱无月纹，东汉明帝至灵帝五铢钱已有月纹，但不多见。凡不符合上述情况者，多为****。
　　五、纸币鉴别
　　真钞纸张都是专门制造的，所用的原料和造纸技术都与普通纸不同，纸张坚韧耐磨，挺度好。为了防伪，在造纸过程中还采用一些办法使纸张具有某些特征，如水印纹，纸张内放有彩色纤维及安全线等，这就明显地区别于其他纸张。假钞用纸是普通纸，不结实，挺度差，长期使用易断裂，一般不具有真钞纸的防伪特征，即使有的伪钞仿制了这些特征，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真钞的油墨都是由专门的研究和生产部门在保密情况下调制的，色泽纯正美观，具有很好的印刷适应性。在油墨的调制中还加有某些物质，比如磁性介质材料，成为磁性油墨（美钞正面凹印部位黑色油墨就是磁性油墨），含有荧光物质，成为荧光油墨（港币钞票局部位置上就是采用荧光油墨）等等。伪造者不知道真钞上的油墨配方，都是选择市场上卖的普通油墨，质量差，复制出的颜色不佳，只能近似真钞。如果将真假钞一对比，就会看出颜色是不一样的。有的假钞也具有荧光油墨，但与真钞相比是不同的。
　　真钞的印刷一般是采用凹印与胶印相结合的方法，票面上主要图案、面额数字等部位多用凹印。有手工刻板和机器刻板，印制的图像墨层厚，有较强的光泽，线条精细，层次分明，凹印部位的油墨用手摸有凸起感。假钞一般都是通过照像制版胶印的（平版印刷），不具有真钞雕刻凹版印刷的特点，线纹油墨不凸起，手感平滑。真钞的底纹图案一般多用胶印，由于应用高性能专用印刷机和先进的工艺，胶印的花纹图案和社会上普通胶印图案是不同的，线纹精细，颜色复杂，看上去彩色绚丽，变化万千。假钞是照相制版，真钞上的细线纹有的照不清楚，票面有线纹空白或断线，显得发白。比如美元假钞正面人像面部线条粗糙，光亮处虚线看不清楚，光暗处线条又太粗，显得过黑。从总体上看，假钞的印制质量远不如真钞，有的假钞仿制较精，有一定欺骗性，但有经验的鉴别员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鉴别真伪钞一般使用比较法。有比较才能鉴别。首先我们要熟悉真钞的特点。另外也要了解伪钞的一般特点，经过比较就能识别伪钞。比较就是对比纸张、水印、图案、颜色、凹印线纹油墨的凸起感，防伪标志等。由于伪钞的仿真能力不同，在它仿真能力最弱的一个方面识别它和真钞的不同，再进一步识别其他不同点，就可剥其全部伪装。在检查钞票时，一般是通过手摸和眼看同时进行的，手摸主要是摸纸张，因为纸张有与一般纸张不同的质感和手感，眼看主要是看人像（或主景）特点，因为钞票一般都是凹版印刷，人像（或主景）线条精细清晰，有层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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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与银都属于稀有的贵重金属。它们具有美丽的光泽，质地柔软，易于加工，因而成为工艺匠人最受欢迎的加工材料。与其他材料相比，这种易于加工的特点，使金银器还能够加工改制、花样翻新，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金银制品。比如，我们可以按已所好，将一条金链再加工改制，以形成项圈、手镯或戒指、耳环等其他所需饰品。但另一方面，由于金银质软，其制品便容易在挤压或碰撞后变形或损坏。此外，与其他一般金属材料比，金、银又都具有耐大气氧化和腐蚀的特性，可以历经千年，都仍然新亮如初。所以不少金银制品历代相传，成为传世之宝。特别是黄金，这种特性更佳，既不会锈蚀，又不易失去光泽。与金相比，银的这种性能则稍差。潮湿的臭氧会使银表面氧化，这是我们所见到的，银制品使用或搁置时久了，其色泽会由白亮转达为灰或黑色的原因。另外，银抗硫化物腐蚀的特性也不及金。
　　金银器的真伪鉴别，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其材料质地的鉴别，二是对其制造年代的鉴别。
　　根据现在的科学技术手段，对金、银器质地的鉴别已能做出比较精确的测定。比如器物金银含量的成色测定，对金银器内所含其他金属的成分及其含量的测定，甚至对一件金银器不同部位的金银含量，亦能分别做出测定。如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金器，经测定。其含金量均在85%以上，并含有少量银和微量铜。又如浙江龙游县石佛乡出土的明代金杯，其上部含金量为73%，足与把含金量却只有60%，此外，其足为空足，为使金杯内盛放液体后，不至于重心不稳，空足内还加铁以配重。再如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银器，经测定，含银量为66.10%，铜27.8%，锡、铅各2.5%。这种银铜合金，具有银铜共晶组织最低熔点。由此可知，当时对银铜合金已有较深刻的认识。
　　对金银器的材料质地的鉴别，从经验，亦积累了一些简便易行的方法。
　　（1）金的密度大一般说来，对于相同体积的金属品，金制品要重得多，太轻的制品必是伪品。
　　（2）金银的硬度小，质地软，延展性强。
　　若用金属物在金银制品上轻轻划试，一般留下凹痕的真品，留下划痕的是伪品。
　　（3）金、银的化学性质较稳定，
　　特别是金，在空气中不易氧化，而铜铁制品均易氧化生锈。金在酸性液体中（如稀盐酸、硝酸等），其颜色不变，而铜制品只在触及硝酸，便会失去光泽。如是镀金，表层镀金容易脱落，不仅脱落部分易生锈，即使镀金表面也易被铜覆盖。
　　当然，古代的金银器出土时，有些表层带有铜锈，特别是银制品。这种情况是由于金银器在出土前，接触过其他腐蚀的铜，如与铜器一起随葬，而沾染了铜锈。另一个原因，则是古代大多数银器的质地，是以含有一定成分的的铜合金，当铜氧化腐蚀后，便在银器上形成了铜锈覆盖层。不过这种情况，大多可以经过除锈垢处理，以复原器物的本来面目。此外，富有有经验的人，还可以通过器物的声音、味道，以及颜色、手感等，来辨别金银器的真伪。不过，这需要有长期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积累。金银器制造年代的鉴别难度大。现代科技手段对器物的质地鉴别已达到比较精确的程度，然而对器物的年代鉴别尚显得无能为力。主要还是依靠经验的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一般说来，金银器年代的鉴别离不开器物铭文的研究，也离不开出土墓葬的年代确定和对器物形制、纹饰、制作技术的分析研究。相比较之下，器物铭文的研究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依据。如果金银器上无铭文或款识，对其制造年代的确定是极为困难的。从中国金银器的发展看，唐代以前金银器上的铭文很少见。唐以后，特别是宋元以后，有铭文款识的金银显著增多。有些金银器上虽然没有铭文，但却可以通过同地伴出的其他形制相近的金银器上的铭文，间接进行年代推定。对出土墓葬的年代确定，无疑对于断定金银器的时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金银器本身具有传承性，可历经岁月，代代相传。因而，确定金银器的制造是否与入葬时间属同一时代，仍然需要其他证据来说明。研究器物的形制、纹饰、制造技术以及铭文等特征，应该说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断定器物的年代的方法。因为每个时代的器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具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风格特征。
　　一般讲，一件器物，其形制、纹制、甚至制造工艺和加工技术，应该是和谐统一的，与它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考古学文化中形成了一套普遍较适用，又比较科学的分析研究方法，用以断定器物的年代，即利用考古中同类器物的共存关系，经过细致的比较研究，找出某一时期，或某一时代的标准器物，这类器物基本上具备了同时期或同时代同类器物的共性特征，然后将出土的其他同类器物，与已经确定的标准器物进行对比，或同已知同类器物的特点相对照，从而是对器物的年代做出判断。
　　在这方面工作得最有成效，并且已经能将同一时代不同时期的器物相互区别，并排出器物谱系的，是对古代陶器和青铜器的研究。但是迄今为止，对金银器这方面军的系统研究尚不成熟，主要是由于各时代金银器出土的总量少，而且出土分散、不集中，这给金银器的系统研究增加了难度。目前对金银器的研究最为细致，而又最富有成果的，当属对唐代金银研究。其研究成果，无疑为唐代金银器的分期断代奠定了坚实的基，同时也为日后对中国金银器的系统研究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此外，与伪造古代的铜、玉等器物不同的是，伪造金银器最常见的是在材料质地上作假，多是以谋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在年代上作伪者尚不多见，这也造成对金银器的年代鉴定工作，无论从理论上，抑或实践经验上都显不足，缺乏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和经验总结。尽管有经验的人，能够娴熟地根据器物的质地、声音、味道，以及颜色等来辨别直伪，或根据器物的造型、纹饰、铭文，以及成形和加工技术方法的时代特征来推断年代，但科学的研究，并把已知的成果、经验加以确定和系统总结，仍有待于将大量细致地工作和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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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古代漆器源流
　　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一般称为“漆器”。生漆是从漆树割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酶、树胶质及水分构成。用它作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制出不同色漆，光彩照人。在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历经商周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炝金、描金等工艺品，对日本等地都有深远影响。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
　　新石器时期的漆器
　　浙江余姚河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文化层出土一木碗，造型美观，内外都有朱红色涂料，色泽鲜艳，它的物理性能与漆相同。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棕色彩绘陶器，经初步试验棕色物质为漆。在辽宁敖汉旗大甸子古墓中出土的觚形薄胎朱漆器，距今约3400——3600年。
　　商周时期的漆器
　　商代中期的黄陂盘龙城遗址发现有一面雕花、一面涂朱的木椁板印痕，河北藳城台西遗址出土的漆器残片中，有的雕花涂色加松石镶嵌。在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发现的漆绘雕花木器中，还有蚌壳、蚌泡、玉石等镶嵌。可见商代的漆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战国时期的漆器
　　战国的漆工史上是一个有重大发展的时期，器物品种及数量大增，在胎骨做法、造型及装饰技法上均有创新。出土战国漆器的地区很广，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彩绘神怪龙蛇及狩猎乐舞的小瑟，随州曾候乙墓出土的鸳鸯盒，江陵楚墓出土的由蛇蚌鸟兽盘结而成的采绘透雕小座屏，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漆器
　　西汉漆工艺基本上继承了战国的风格，但有新的发展，生产规模更大，产地分布更广。出现了大型器物，如直径超过70厘米的盘，高度接近60厘米的钟等。同时能巧妙地把若干小件组装成一器，如盒内装6具顺叠、1具反扣的耳杯，薄胎单层或双层的漆奁，内装5具、7具或更多的不同大小及形状的小盒等。新兴的技法有针划填金的金，用稠厚物质堆写成花纹的堆漆等。尤其是器顶镶金属花叶，以玛瑙或琉璃珠作钮，器口器身镶金、银扣及箍，其间用金或银箔嵌贴镂刻的人物、神怪、鸟兽形象，并以彩绘的云气，山石等作衬托，更是前所未有。西汉漆器多刻铭文，详列官员及工匠名。东汉魏晋南北朝期间漆器的出土，比起前代显得十分稀少，这与葬俗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
　　唐代的漆器
　　唐代漆器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有用稠漆堆塑成型的凸起花纹的堆漆；有用贝壳裁切成物象，上施线雕，在漆面上镶嵌成纹的螺钿器；有用金、银花片镶嵌而成的金银平脱器。工艺超越前代，镂刻錾凿，精妙绝伦，与漆工艺相结合，成为代表唐代风格的一种工艺品，夹绽造像是南北朝以来脱胎技法的继承和发展。剔红漆器在唐代也已出现。
　　宋元时期的漆器
　　两宋曾被认为是一色漆器的时代，但发掘出土许多有高度纹饰的两宋漆器，改正了过去的认识。在苏州瑞光寺塔中发现的真珠舍利经幢，底座上的狻猊，宝相花，供养人员是用稠漆退塑的。在元代漆器中成就最高的是雕漆，其特点是堆漆肥厚，用藏锋的刀法刻出丰硕圆润的花纹。大貌淳朴浑成，而细部又极精致，在质感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如故宫博物院藏的张成造桅子纹剔红盘，杨茂早观瀑图方剔红盘，安徽省博物馆藏张成造乌间朱线剔犀盒等。
　　明清时期的漆器
　　明清漆器分为14类，有一色漆器、罩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犀皮、剔红、剔犀、款彩、炝金、百宝嵌等。
　　一色漆是不加任何纹饰的漆器，宫廷用具常用此法，罩漆是在一色漆器或有纹饰的漆器上罩一层透明漆。明清宫殿中的宝座、屏风多用罩金髹。描漆包括用漆调色描绘及用油调色描绘的漆器。描金中最常见的是黑漆描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万历龙纹药柜。堆漆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黑漆云龙纹大柜为代表。填漆是用填陷的色漆，干后磨平的方法来装饰漆器。雕填是自明代以来即广泛使用，指用彩色花纹装饰漆面，花纹之上还加炝金，是一种绚丽华美的漆器。它是明清漆器中数量较多的一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嘉靖龙纹方胜盒。明清的螺钿器厚、薄并存。憹螺钿至17世纪时有了进一步发展，镶嵌更加细密如画，还采用了金、银片，如故宫博物院藏的婴戏图黑漆箱、黑漆书甲及鱼龙海水长方盒等。犀皮是在漆面做出高低不平的地子，上面逐层刷不用色漆，最后磨平，形成一圈圈的色漆层次。剔红是明清漆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其做法是在胎骨上用多层朱漆积累到需要的厚度，再施雕刻。明初承元代肥硕圆润的风格，宣德以后，堆漆渐薄，花纹渐蔬，至嘉靖时磨工少而棱角见，至万历时刻工细谨而拘敛。入清以后，日趋纤巧繁琐。剔犀通称“云雕”，是在胎骨上用两三种色彩有规律的逐层积累，然后剔刻几何花纹。款彩是在漆面上刻花减地，而后着色，用来装饰大而平的漆面，常见的实物是屏风和立柜。宫廷用具多用炝金，明鲁王墓中发现的盖顶云龙纹方箱是明初炝金的标准实例。百宝嵌是用各种珍贵材料如珊瑚、玛瑙、琥珀、玉石等做成嵌件，镶成五光十色的凸起花纹图案，明代开始流行，清初达到高峰。
　　二、漆器技法与种类
　　描金
　　在漆器表面，用金色描绘花纹的装饰方法。描金在黑漆地上为最常见，其次是朱色地或紫色地。也有把描金称做“描金银漆装饰法”的。
　　填漆
　　《遵生八笺》：“宣德有填漆器皿，以五彩稠漆堆成花色，磨平如画------”《帝京等物略》，填漆刻成花鸟，彩填稠漆，磨平如画------”这种堆刻后填彩磨显出花纹来的髹饰技法称之为“填漆”。
　　螺钿
　　亦作“螺填”、“螺甸”，是贝壳薄片制成人物、鸟兽、花草等形象嵌在雕镂或髹漆器物上的装饰技法。此种工艺方法起源甚早，周代已流行。从现存唐代螺钿实物看来，当时已有很高的水平。曹昭《格古论要》：“螺钿器皿，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宋朝内府中物及旧做者，但是坚漆或有嵌铜线者甚佳。元朝时富豪不限年月做，造漆坚而人物可爱。”
　　点螺
　　点螺漆器是我国传统工艺品。1966年北京元代遗址出土一件漆盘残片用螺片镶嵌广寒宫。明代是点螺漆器的盛期，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精湛的程度。用贝壳、夜光螺等为原料，精制成薄如蝉翼的螺片，再将薄螺片“点”在漆坯上，故名“点螺”。因点螺用料较一般螺钿镶嵌为薄，而且软，故又称“薄螺钿“和”软螺钿“。现在扬州等地，仍有点螺漆器生产。
　　金银平脱
　　将金银薄片刻制成各种人物、鸟兽、花卉等纹样，用胶粘贴在打磨光滑的漆胎上，待干燥后，全面髹漆二三层再经研磨显出金银花纹，使花纹与漆底达到同样平度，再加推光则成为精美的平脱漆器。金银花纹面较宽的地方还可以雕刻细纹，但不能刻透金银片。这种装饰法，精细费工，材料高贵，但金银宝光与漆色的光泽相互辉映极为华丽，是十分贵重的漆器。《酉阳杂俎》、《安禄山事迹》、《太真外传》、《唐语林》等，都有关于唐玄宗、杨贵妃赐给安禄山的各种平脱漆器名目的记载。
　　堆漆
　　不用漆灰而用不同于地漆色的漆制作花纹的一种髹饰技法。现作堆漆可有胶制材料，可贴金和涂彩，含义较为广泛。
　　雕漆
　　在堆起的平面漆胎剔刻花纹的技法。我国雕漆始于唐代，历史上以元代嘉兴西塘的最为著名，现代主要产地有北京、扬州、天水、徽州等。雕漆大多用鲜明的朱漆，故又名“剔红”。雕漆常以木灰、金属为胎，用漆堆上，少则八九十层，多达一二百层，是待半干时描上画稿，施加雕刻的一种髹饰技法。一般以锦纹为地，花纹隐起，精丽华美而富有庄重感。
　　斑漆
　　斑漆是两晋南北朝漆饰的一种技法，古时用它作为车乘的装饰。此法因系用两种以上色漆，互相交错，呈现各种花纹，犹如动植物上面的斑纹而得名。《髹饰录坤集复饰》：“细斑地诸饰”。杨明注：“所列诸饰，皆宜细斑也，而其斑黑、绿、红、黄、紫、褐，而质色亦然，乃六色互用，又有二色，三色错杂者，又有质斑同色，以浅深分者”。这似与斑漆相仿。另外，用单色漆显出深浅不同斑纹，也有叫斑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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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仿古法。
　　铜器作伪法。作伪者一般均有所本，或依真器，或依图录。仿器形制与真器基本相似，尽寸大小也与真器相近。仿器一般仿得比较准确，若不细心观察，难以判断真伪。但不论仿得如何准确、逼真，其铜质、花纹、犭色均与真器有别，风格也迥然有异。同时，仿器比真器重，有压手感，这是普遍规律。
　　2.拼凑法。
　　又称“插帮车”。铜器作伪法。或同几个旧器中的残块拼成新器；或真器中缺失了一啊分或几部分，另取其他器的残块修格局完整；或真器中本无某部分，却节外生枝，添枝加叶拼杨新器。
　　3.改造法。
　　铜器作伪法。即以某件旧器修改成为一种风格独特的新器形。作伪者将一些不易卖出的或价格便宜的器物加以改造，成为新器形。如原器本无梁无盖，改成有盖的新器；或原器残存一部分，将其改成另一种新器。
　　4.加花法。
　　铜器作伪法，即真器上原有简单纹饰，作伪者选择合适的光素部位，刻上相宜的花纹，一般来说加刻的花纹与原器花纹是一致的。
　　5.掏花法。
　　铜器作伪法。即在原本无花纹的器物上先錾刻花纹，再沿着花纹将无花部位掏透，或掏空，使原器变成一件镂空之器。这种伪掏花的作法，不仅刀痕明显，而且不符合器物的特征。
　　6.添铭法。
　　铜器作伪法。即真器本无铭，后在其上錾刻伪铭，后錾的铭文文笔均匀，字体呆板、松散、不自然，字口面宽底窄，同时有錾痕，作伪有时用铜丝刷刷去錾良，却又留下刷痕，也影响了字的笔锋。铭文字体，内容虽皆能仿刻，但笔法的韵味却是难以模仿的。另外，真器伪铭者皆伤皮色，器表有锈而字口无锈，即使字口处作上假地子、假锈，也与器表的地子、锈色不符。
　　7.增铭法。
　　铜器作伪法，就是真器上原有铭，但铭文简单，作伪者在真铭前后增刻伪铭；或真器上本应对铭，因器缺失某部分使铭文也残缺，修配时边铭文也一起刻出，在器物上增刻伪后，伪铭的锈色、地子与真铭不同，字口也明显不同。再者一器之上的铭文既然不是一时所出、不是一人所作，基笔体、韵味自然不符，特别是铸铭与刻铭载然不同。
　　8.补铭法。
　　铜器作伪法。即真器上原有铭，但铭文中缺字，伪作者将其补上；或真器上本无铭，后刻上伪铭，因某种原因漏刻了字，后来又补刻上。
　　9.腐蚀法。
　　铜器铭文作伪法。这种方法以是在青铜器需要刻铭的部位涂上蜡，在蜡上刻好字，然后用三氯化铁在刻好的字口上咬腐，最后将蜡去掉，就会出现凹陷的字口。
　　二、青铜器辨伪
　　1.铸造辨伪
　　商周时代的青铜器，极大部分是用陶范法铸成的，后代未知此法，作伪者只能用蜡模（失蜡）的方法铸造。由于当时作伪的人，只讲究器手的外形，还不知道古人铸造的原理的方法，因此，特别青铜器是否用陶范法铸造，对于确定青铜器的真伪，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这里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对商周青铜器铸造方法的全过程，要有确切的了解。后代伪器的铸造方法和古代用陶范法铸造完全不同，因而伪器所呈现的铸造现象也不相同。观察是否用陶范法铸造青铜器的主要方法，是的看青铜器是否有块范对合的痕迹，即是事有“线”，了就是看应该合范处是否留有对合的范痕。在商周时代，任何一件青铜容器，它的块范拼合的痕迹都有一定规格，随着时代进步，合范的方法也会有所改变，而任何一件块范铸造的青铜器，要想在拼合的地方不露痕迹，这即使是最熟练的高手，也难免做到天衣无缝。有的器纹饰不多，表层互助组面较大，合范痕迹容易攸饰，但在隐蔽处，如鼎的耳内和腹下部，还会遗留痕迹的。但是用蜡模法伪造的青铜器，表面较精细，少数甚至可以达到与陶范法铸造的效果差不多。失蜡法能铸造各种开头和有特殊装饰的器，不需要多作加工，但是用这种方法，早期伪造的青铜器是没有任何痕迹后。后期的失蜡法是在模上贴蜡片，所贴蜡片不合缝，铸成后所显示痕迹，甚至倒使人误认为范线。贴蜡的方法是先塑模，在模上紧贴一层蜡，其存度是待铸青铜器的厚度，在蜡上刻花纹并经修饰，蜡片也可以模印后贴上去，再逐层涂上细泥，在蜡片分块的以合处，会产生微小的不接合或错位的条痕，这一情况在青铜器上的范痕是凹陷的。新铸之器一般的重于原器，这是通常伪器或仿制品埋藏在地下2000多年而经过长期文化腐蚀是不同的。经过数千年缓慢腐蚀的青铜器，因为发氧量，使表面略有膨胀，比重下降，而伪铸品没有这一过程，就显得较重。另一方面，伪器的蜡模制造都略厚于原器，仿伪者往往未见原物，因而蜡胎的成型也未能如原器壁之薄，这是一个先天的毛病，因而伪铸之器一般都厚于原器，以上两方面因素叠加起来，伪品就明显地重于原器了。
　　伪器系新铸，经叩击后声音清脆，犹如新铜，而经过地下腐蚀较深的青铜器，铜质已属矿化，所以发音以浑浊者居多。当然埋藏在极其干燥而又纯粹的土层中的青铜器，敲击音也有甚佳的。
　　古代块范铸造的青铜器，表面光洁度好，纹饰甚至纤毫可辨，表面很少有气温孔，更少铜液灌注有到而产生缩孔的情况。而失蜡和翻砂铸造的伪器，经常在表面出现某些砂眼，有的甚至产生缩孔等铸造缺陷。如不了解这一点，很可能错误地以为砂眼和缩孔是旧铸的特点。
　　2.器形辨伪
　　每一类青铜器，随着时代的不同，都有它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如鼎是青铜器中的大类，自商代二里冈期到汉代，流行的时间最长，但每个时代鼎的形状都有不同的特点。全面掌握时代各类器的形制特点，是青铜器鉴别知识的基础。伪器可以分为直接铸造和拼凑改造两类。直接铸造的又可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铸造的伪器，它的器形和铭文均有所本，尽管模仿得并不准确，但也有一定水平。第二种则是毫无根据的杂拼，意在作奇，稀见为贵。直接铸造的伪器，有的器形或铭文只有部分有所本，部分故意改了样。如器形有所本，但是却铸上了杜撰的铭文，或者铭文有所本，却铸在毫不相干的器上。拼凑改造的作伪，是水平很低的作伪，如果不仔细观察，也有上当的可能。这类作伪大多是在睦的器物上作部分改造，使人产生新奇感，从而可以获得厚利。
　　3.铭文辨伪
　　宋代以来，金石在一切文物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金石家的研究重点是文字，当作历史文献对待的青铜器铭文，往往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那时收藏家们对青铜器的搜集，往往偏重在铭文方面，晚清是铭文作伪的主要时期。商周时代青铜器铭文的铸造，是另做一块铭文范，嵌入主体内范中。有的铭文嵌得很平整，周围没有明显的痕迹。也有嵌得较低粗糙，突出器的表面，如秦公簋、蕞器组的铭文皆是如此。商周时代在铸造长篇铭文时，有的还要划好线条或打好格子，所以一般铭文横行直行都比较规整，而从事在陶范上刻铭文的技工，技术很高超，书写也很流利。
　　由于范土的铭文是阳线条，因此铭文范上阳文在刻完后，乘湿嵌入主体范中，字口厚度要避免与外范接触而需修正，可能要微作接捺，与主体范修正，这样阳文字的上口就大，而铸成的铭文往往有字口小底部大的感觉。这必须精细的观察才能发现。同时在字口内具有磨砂玻璃那样均匀的无光感，字体笔画的转折处，呈非常自然的圆势。当然，这只是在一部分商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是如此。而后刻的铭文，有的是有所本，字体比较拘谨、呆板，字口内有或隐或显的刀凿痕。而用翻砂法铸造的青铜器，泥料颗粒比较粗，铭文笔画的表面与细腻的范土铸造不同。
　　4.青铜器声味辨伪
　　商周铜器多为铜墙铁壁锡铅合金，以手敲击，则发声清脆，由于在土中埋了几千年，有一股土气味，新出土的铜器土气味更浓烈。而宋以后的伪器多为黄铜，又未氧化或氧化时间较短，以手敲击，声音细长混浊，也无土香味，却有汗腥味，这是由于作伪者多用化学药品，如酸盐硇砂等作假地子或假锈，虽经多年埋藏，仍有一股酸气味。有的用石膏制作或修补的伪器，质地轻，颜色白，用手敲击，其声嘶哑。这些只是一般规律，因铜器的合金成分、埋藏时间长短、地区、土质等不同，轻重声音有所区别。
　　5.青铜器铜质辨伪
　　战国以前的铜器，皆为铜锡铅合金的青铜器。锡的成份越大，铜质的灰色色泽越浅淡。商至战国的铜器铜质纯净，极少有沙粒。宋仿铜器，合金成分为铜、锡、铅和少量的锌，铜色为黄中泛红。明清伪器含锡成分很少，而铅锌成分增多，铜色皆发黄，但明代伪器色为黄中泛白，清代伪器色却是黄中透黄。因此，鉴定铜质的真伪，还要看、足、口沿、底部露铜的质色。
　　三、青铜器的断代
　　唐代以前的铜器习惯上称为古代青铜器，其历史既久，发展变化也很大。从商代至唐代，各个时期的铜器在铸造工艺、花纹、铭文上各有特色。如商代青铜器的花纹，多为平纹、二层花纹、三层花纹的；图案则是被夸张与改造过的各种动物形象，如四条腿的动物，在有的铜器图案中被改为两条腿，有的动物羽毛被代之以篆形纹等。平纹铜器的饕餮纹，在形象之间多以回纹填空，大空间填上大方空细回纹，小空间填上小方空细回纹，微小空间填上小点方细回纹或小长方空细回纹。二层花纹的纹饰多是窄而凸，常为夔龙纹，空间填上细回纹。三层花纹的纹饰在器物上凸起，旁边凹下去的空间填上细回纹，这是三层花纹的特点。三层花纹的铜器，多有起脊的，如商方鼎，四面是饕餮纹，口下夔纹，鼎腹中饕餮面纹，中间起脊，四角起脊，脊上有豁口纹。
　　商代青铜器有很多腹中是素纹的，边沿是夔纹及草龙纹，或凸起来的人面纹，还有兽纹、角叶纹、蝉纹、枭纹，等等。
　　商代铜器花纹的另一特点是阴道深而底平，花纹非常规矩有力。商代初期铜器花纹糙而平纹多，多为薄胎铜器。中期母模型铸造无缝，花纹非常细致，细回纹填空，有的细如鬃毛。芝麻粒大的空间，也填上小点点长形或方形细回纹。
　　商代铜器的又一特点：方圆、卣、簋、壶等，足内多是平底，且有凸形网纹，网纹为菱形组合。
　　商代铜器上多有铜钉，这是器物铸造后，用铜水补孔形成的。商代铜器也有用分铸法的，但较少。如器物上的耳、兽头，可先分别铸好，再放在铸器模上，在浇铸器体时铜水便会将其与器体联结成一个整体。在商代还没有大、小焊接技术，以铜焊铜（即大焊）是战国以后才有的。
　　周代铜器从铸造工艺来看，比商代铜器粗糙，带铭文的较多，如周代的虢季子白盘，兽头环，平糙纹，铭文多达百余字。盂鼎，腹是至素纹，口下是兽面纹、夔纹，铭文达二百多字。此外铜簋、豆、等等，多数是糙纹，铭文二三十字的举不胜举。
　　春秋时代的铜器同西周铜器相近，但花纹已有所演变进化，出现了瓦棱纹、鱼鳞纹、蛇纹、爬兽纹，等等。
　　战国初期的铜器与春秋时期的类似，但到中后期就大不相同了。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鎏金、银的技术和镶嵌的技巧，在这时的青铜器物上右面发现旋工、铆钉、打眼的痕迹，也有了雕錾花纹及铭文的痕迹。
　　从古代青铜器的铸造花纹、铭文上看，各朝代交替时期的器物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到中后期，就逐渐分道扬镳了。
　　汉代青铜器很多都是素纹，大部分还是铸造的，也有的花纹、铭文是用錾子雕刻的。比如汉代的鎏金杯子、奁、盒、碗等用具上的花纹，多是雕刻的。
　　汉代以后至唐代的铜器，铸造的花纹很多，其中有打料的铜、金、银器，并且也有了大、小焊的